市场压力、财政补贴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探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财政补贴资源实施双元创新投资,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压力对财政补贴激励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相对开发式创新投资,财政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2)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双重压力时,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源、减少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企业家精神、寻租活动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通过一个最优化数理模型刻画了企业家精神与企业RD投入间的关系,并认为随着寻租力度的增大,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会逐步减弱,1998-2012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为此,政府应加强腐败治理,增大企业家寻租风险,从而降低寻租的期望收益,并更多地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引导形成合理的相对报酬结构,促进企业家更多地投身于企业的生产性和RD活动中。     

资本市场开放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在经济绿色转型的时代背景下,采用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特别是实质型绿色创新,并最终提高公司价值,但这种影响会随着开放的重新限制而消失;绿色创新在同行业“陆港通”标的企业间表现为资源竞争的虹吸效应,而在地区内部则表现为溢出效应;企业ESG表现起到门槛作用,随着评级升高资本市场开放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系从抑制变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绿色引导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两条路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与资本市场开放政策形成合力,在促进绿色创新中起到补充作用;而保障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是建立在一定程度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关系和较为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为“陆港通”等制度的推出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机制与影响因素——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水平对推动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是否存在行业同群效应,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正向影响其他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学习和竞争压力是形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行为同群效应的主要原因,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同群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相关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示范效应与寻租的动态变化

文章认为,寻租存在示范效应;广大腐败官员的寻租额呈现出的动态变化趋势,不仅仅与寻租集团之间的竞争程度相关,而且也是示范效应作用的结果。由于示范效应的存在,广大寻租者的平均寻租额就会发生动态变化,这是社会腐败日趋严重的根本原因;而要扭转这一趋势,不仅仅需要健全法制、减少经济中的政府管制,更主要的是改革并完善领导干部的产生机制。     

寻利还是寻租——补贴制度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文章首先根据现有研究对市场中存在的功能性、选择性两种类型的政府补贴进行区分,并运用固定效应、logit与tobit模型研究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政府补贴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具有明显的人际关系化交换特征;通过对企业是否具有寻租行为与政治联系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在人际关系化下,选择性补贴具有寻租性,会占用生产性资本,表现为投资不足,而功能性补贴具有寻利性,普遍易使生产投资过度;在产业层面,通过研究两类补贴的分布特征对行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选择性补贴会更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竞争性,通过logit中介效应模型与交互项检验,发现前期选择性补贴由于提高了企业投资不足的概率,增加了市场份额下降的可能性,从而市场竞争性降低;然而,尽管投资不足会增加企业退市风险,但寻租下的选择性补贴会减少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因此,市场竞争机制易被人际关系化下的选择性补贴扰乱。     

药品集采与企业创新投入

研究以2014-2021 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药品集采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投入。机制检验表明，药品集采政策通过“倒逼效应”与“补偿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处于导入期与成长期、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以及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生物医药企业中，药品集采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不仅探讨了药品集采政策实施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也为进一步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市场化改革、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与资源错配——基于各省份城投债发行的经验证据

作为政府融资的重要形式,城投债发行不仅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影响深远,而且影响着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分析并检验我国2005—2017年地方政府融资与信贷资源配置的内在关联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由于政府担保机制的存在,以城投债为代表的政府融资行为对民营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贷挤出效应,且在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更严重,主要表现为显著抑制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挤出了其资本投资;第二,由于研发创新的累积性特征,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致使微观企业通过调整商业信用结构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保持研发投资的稳定性;第三,政府融资的挤出效应会加剧地区资源的错配程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与融资贵困境进而优化资金配置效率以提升发展质量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转型和消除信贷市场歧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产业升级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宏观过程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投入,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通过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这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上述结论为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研发投入同群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增量提质”吗？

同群企业间研发投入环节的相互学习与模仿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数量并提高创新质量；研发投入同群效应具有微观层面企业内部经验互补作用和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互补作用,更有助于研发经验少的企业以及获得政府创新补贴低的企业增加创新数量和提高创新质量。进一步异质性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越高,研发投入同群效应越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以及创新质量的提高。相关研究结论对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如何利用研发投入同群效应来实现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具有启示意义。     

财务舞弊、行业特征与公司投资“同伴效应”

公司同伴效应是指公司个体行为受到参照组内其他公司行为或特征的影响,高管社会学习是导致公司同伴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学习行为是否理性还值得商榷。本文以2000—2015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特征的研究视角,考察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对同伴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向外界传递行业虚假繁荣的错误信号,同伴公司为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而扩大投资规模;而且,同伴公司的反应程度受行业特征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业竞争度加剧了同伴公司对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错误反应,行业景气度与同伴公司反应程度存在负向关系,处于成长期的同伴公司更容易受行业领导者虚构利润的影响,表现出更大规模的投资扩张。本文基于行业特征视角研究财务报告舞弊产生的溢出效应,有助于理解"同伴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也为财务舞弊产生的不良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从微观视角理解经济“脱实向虚”——企业金融化相关研究述评

企业金融化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形式。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对关于企业金融化的前沿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着重辨析了经济金融化与企业金融化的概念差异,划分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类型,并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不同成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以分散风险、缓解融资约束为目的的企业金融化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因银行融资歧视形成的企业金融化和因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企业金融化会削弱金融稳定,阻碍经济发展。本文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从微观视角理解"脱实向虚",有针对性地研究不同类型的企业金融化,并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扩展及其应用——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以表彰他们把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在简要回顾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罗黙和诺德豪斯对扩展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应用的主要理论贡献,以及他们的研究是如何构成西方经济学中既有经济持续增长可能性又有经济负增长乃至突然崩溃的相对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逻辑体系的。同时,简要讨论他们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制定有关促进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构造绿色发展体系等政策措施方面的借鉴意义。     

“放纵物”与“自律物”消费行为研究述评

放纵物指可以提供即时满足感但隐含着长期或延迟害处的一类事物,选择这类事物常意味着自我放纵;而自律物则指可以最大化长期效用但短期给予的满足感缺乏吸引力的一类事物,选择这类事物常意味着成功的自我控制。本文首先阐述了放纵物和自律物的概念内涵并与相似概念进行了辨析,同时总结了实证研究常用的操纵方法。随后,本文重点从基于消费者个体的"自我控制资源与动机"、基于放纵物/自律物特质的"负罪感与正当化理由"以及基于外部影响的"决策情境"三个方面梳理了放纵物与自律物"两难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概括了新范式的研究发现。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放纵物和自律物选择的溢出效应并为营销实践和未来研究提供了建议。     

西北五省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分析

文章选取2000—2015年西北五省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西北五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但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等控制变量的加入,发现与其他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变量相比,人口城镇化的效应不再显著。因此,西北地区要利用好政策条件,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强化自身对人口的吸引力。     

“老好人”能当好团队领导吗?——团队领导宜人性与团队创造力的关系

中国人自古有"不得罪人""以和为贵"等方面的文化沉淀。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团队管理实践中不免出现团队领导的"老好人"式管理。团队领导当"老好人"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团队创造力的提升,这在理论探讨和管理实践上是个有趣的议题。在倡导企业创新驱动的新时代背景下,本文针对团队领导"老好人"现象,从信息加工视角,运用自我分类理论观点,建立团队领导宜人性、团队信息深度加工与团队创造力之间传导作用机制研究模型。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企业166个团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了132份有效团队样本数据,并采取调节路径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团队领导宜人性会通过团队信息深度加工影响团队创造力,过高或过低的宜人性都不利于团队创新。有"老好人"倾向的团队领导应展现中等水平的宜人性特征,防止陷入过低或过高宜人性的怪圈,并应重视推动团队信息的深度加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本研究拓展了团队领导个性特征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时对于中国企业领导干部提高团队创造力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创业失败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研究框架构建

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分析和解构过去以便更好理解现在,并且为未来行为和事件做准备。创业失败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结果或目标偏离,这种偏差能够刺激、激发创业者进行反事实思维。在综述心理学和创业领域内反事实思维研究基础上,从主、客观两方面论证创业者特征、创业失败事件与失败后反事实思维关系,并且讨论了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失败后恢复和学习的作用机制,构建理论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双创"背景下分析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认知和思维,有助于理解从失败中恢复和学习的机制,训练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的技巧和策略,对于创业者本人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价值。     

新疆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语言扶贫的关系研究

语言扶贫具有从根本上扶贫的作用。新形势下,要实现新疆尤其是南疆四地州的少数民族有针对性的精准脱贫,必须要以语言为抓手。通过全面提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的语言交际能力,来提升贫困人口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发展能力,增强人力资源水平和竞争力,从而促进新疆实现永久脱贫。     

家族企业究竟是促进创新还是阻碍创新?——争论与整合

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一个争论:家族涉入是促进了企业创新还是阻碍了企业创新?厘清上述争论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有助于解释家族企业创新研究的争论和拓展家族企业创新研究的视野。本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归纳出家族企业创新三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家族企业创新产出、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内部家族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分析家族企业创新争论产生的原因,并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本文提出通过构建权变理论整合家族企业创新争论的研究方向,有助于丰富家族企业创新的理论研究。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