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区位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浙江经济开放度日益增大，而探寻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市场空间已成为浙江企业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加快浙江经济国际化将是浙江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也是浙江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迅速扩张的重要途径，而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区位的正确选择是影响企业跨国发展和地区宏观经济持续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决策之一。     

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

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屡创新高。文章利用2000~2016年481家有跨国并购行为的中国企业在84个国家完成的706笔成功交易,通过logit模型回归企业在潜在目标国间的选择,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议以及二者共同对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更偏向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开展并购,双边投资协议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能替代东道国良好制度环境的缺失。同时,本文还按照时段和企业性质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国企和非国企在2014年及以后、2014年前以及2007年前的并购存在不同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也暴露出每一个阶段海外并购存在的问题。文章从企业的视角出发,从企业层面聚类到国家层面,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问题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给出了客观的评估,同时也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FDI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数据

选取35个国家2001—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市场、双边贸易、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以及教育水平等指标,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受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但两者呈负向相关,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投资越少;同时,我国对出口及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也较为敏感。出口于东道国的贸易额度越大,东道国的成人识字率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多;东道国的工资水平与我国呈负弹性关系,东道国工资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直接投资就越少。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²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制度差异、累积优势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98个国家的OFDI数据,综合新制度经济学和组织学习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涵盖政治、经济的综合性制度测度指标,考察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影响,检验了OFDI累积优势效应及其对制度差异影响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政治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展中国家吸收中国OFDI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经济制度差异对发达国家则不显著;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均存在显著的OFDI累积优势效应,并对制度差异的影响都有显著反向调节效应,但发展中国家的上述效应均弱于发达国家。此外,本文还发现双边贸易、东道国贸易开放度、距离成本等也是影响中国OFDI区域分布的重要因素。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思考

本文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对策是重点投资东南亚地区,开展对发达国家周边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鼓励中小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有针对地投资发达国家。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 ,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偏好性探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能否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与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息息相关。文章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出发,重点分析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偏好,研究表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投资动因的影响,这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策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在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即企业到何处去投资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

世界上铜矿资源分布很不均衡、铜资源竞争比较激烈。投资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本文分析了我国铜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铜资源丰裕国家的具体投资环境，并对我国铜矿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建议。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生产布局。但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来看，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而使得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与特点，对区位选择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区位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垂直FDI、区位选择与工资差异

跨国公司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工资;使用母国的中间产品,会间接影响母国的工资.本文构建了一个垂直FDI理论模型,模型的推导及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垂直FDI更容易发生在劳动成本差异大、运输成本低的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增加是否会扩大母国与东道国的工资差距,取决于两国的劳动供给弹性、中间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中间产品投入的比重.中国利用FDI的事实,为本文模型的一些结论和命题提供了证据.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