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视阈下赣江新区跨区域环境治理困境和协同机制探析

作为横跨南昌市和九江市的赣江新区,其存在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环境治理投入支出不足、属地主义的行政区划分割和生态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本文根据多中心治理理论,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及其组织的多中心环境治理体系,并在描述各主体协同治理困境的基础上,构建流域主管部门和流域相关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合作的跨区域流域综合管理(IRBM)模式,从而研究赣江新区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及其组织之间的协同路径。其目的是为相关决策者提供进行产业升级、构建协同化的"河长制"、建立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保障制度和成本与收益的共担共享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国家级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国家级新区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利用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条件下稳健的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与未设立国家级新区时的情形相比,国家级新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幅,并且提升力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趋势,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持续的正向影响。国家级新区在设立初期对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尚未产生稳定、持续的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自“吸引外商投资”机制和“培育市场主体”机制,而“发展科技服务业”机制的效果尚不显著。建议国家级新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改革,多措并举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利益协调模式设计

试验区建设中的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同的主体其利益导向存在差别,并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影响试验区的协调发展。建立良好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是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试验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双向调节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结合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实际,提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利益协调模式,应采取科层制模式为主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市场机制、利益分配协商机制、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利益争端调解机制等相互配合的模式。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研究

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参与主体结构不均衡、参与内容单一、参与渠道不畅通、社区服务资源不足、参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公民参与意识薄弱、社会信任水平不高、政府向基层社会赋权不足、公民参与制度不完善,要通过建立公民社会场域、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区共同体、培育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能力、发展网格化治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等路径,实现社会治理过程中公民的有效参与。     

我国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模式的困境及其出路

随着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要求迅速提高,我国传统科技决策中以政府为主导的精英决策模式,在参与主体、决策机构、运行模式、运行途径等方面面临困境,主要表现为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角色错位、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程序不规范、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专家"科学"决策挤压公众"民主"决策等困境。走出困境的基本路径是:一是重塑决策理念,正确认识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内涵与本质,防止将专家决策等同于科学决策;二是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公众在科技决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构建政府、专家与公众构成的多元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三是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四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新多样化的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方式。     

雄安新区科技服务业集群构建的战略思考

超前布局科技服务业集群,是雄安新区落实高端高新产业定位、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有效途径。立足雄安新区发展对科技服务业集群的需求,围绕高端高新产业链与科技服务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构建科技服务业集群系统的结构框架,剖析集群的功能定位、内生机制和外部影响因素,提出了雄安新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培育集群内核、拓展产业链条、衍生创新网络”三阶段衍生路径,为政府加快构建科技服务业集群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结构形成的双重整合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多元协同治理结构是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演进方向和目标。要实现从传统治理结构向多元协同治理结构的转变,需要双重整合机制来实现。第一重整合机制是刚性的整合机制,通过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来明确政府部门、社区、居民、社会组织间的权责,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塑造包容、民主的社区议事组织和议事程序,形成制度化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方式;第二重整合机制是柔性的整合机制,通过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塑造形成社区协同治理意识,提高治理主体参与的积极性,降低治理结构运行的组织成本和协调成本,以及利益协调和补偿中的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双重整合机制的形成依赖于公共财政和服务型政府的建立、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合作共治”——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政社分设、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演进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乡政村治”面临着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利益主体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使乡村治理陷入了一定的治理困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共治”态势,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和融合,是走出“乡政村治”面临困境的一个优化模式.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以沅水流域为例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以沅水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为分析对象的研究表明，沅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开始互动融合，但在生态治理目标、生态治理结构和生态治理运行上仍存在困境。要形成多元共治机制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机制、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和理顺公众参与机制。     

每月头条

01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施行2022年1月1日,修订后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施行。本次修订通过的科技进步法新增了基础研究、区域科技创新、国际科技合作和监督管理等四个章节,明确提出构建和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版科技进步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构建了面向新时代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治理架构,将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事业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公共服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基于国家、政府、市场、社会的治理视野,促进公共服务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需以公共服务基本理论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治理主体多元协同供给、一体化机制与制度为主体框架,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水平动态提升的供需均衡机制"为治理目标,以期从本土化特色理论构建、公共服务治理实践经验总结、公共服务价值内涵贯穿及合理确定公共服务治理的基本范畴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探索实施路径。     

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运动式治理下的风险防范

精准扶贫是一项有明确时限、需要在短期内集中各项资源高效推行的贫困治理方式,但这种带有运动式特点的治理方式,由于其自身具有的缺陷,通常无法实现常态治理。文章探讨了从粗放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制度逻辑演变,分析了运动式治理视角下存在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提出更好开展精准扶贫应从创新精准扶贫机制,完善第三评估监控机制,健全精准扶贫配套制度以及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等多方面完善我国精准扶贫路径。必须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机制,使其发展为一种长效治理贫困的方式。     

提升陕西农业科技创新能力路径探析

陕西农业科技创新存在能力不足、贡献率低等诸多问题,对此,陕西应以构建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投资有效机制、培育新型创新主体,加强技术推广服务与成果转化、加大科技政策支持力度、积极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种路径,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国际科技社团治理经验及启示研究——基于“制度—结构—关系”框架

科技社团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发展之需,有利于完善社会组织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结合静态和动态研究视角,基于科技社团治理能力的“制度—结构—关系”三维分析框架,可以较为深刻地总结揭示美英日三个国际典型科技社团的治理经验。当前,我国科技社团正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仍存在制度规范性欠佳、内部治理机制运转受阻、自主性和社会参与度不足等问题,应科学借鉴国际科技社团的先进治理经验,进一步完善科技社团内外部制度环境,提升社团治理结构现代化水平,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科技治理共同体。     

科技金融的“舟山模式”构建

舟山群岛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其重要经济增长点。充分发挥科技金融领先优势和创新资源密集优势,在先行先试的政策下促使科技金融创新融合,可以有效缓解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与科技有效结合机制的创新力度,构建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金融深度合作、健康快速发展的“舟山模式”。     

和谐新农村视角下的多元治理

和谐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通过治道变革和创新,实现乡村和谐治理状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机制。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基于网络治理的宁波地方高校社会服务途径研究

网络治理的理论强调通过地方政府、地方高校、企业等主体的合作,在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这一治理议题上,形成多个治理主体,以多元理性、技术、规范来发挥社会治理中个体与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与治理能力。结合近年来宁波地方高校社会服务情况,说明多中心的公共行动者通过制度化合作机制,相互调试目标,共同应对社会问题,增进彼此利益,把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落到实处。~(1)     

发展逆向物流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博弈

发展逆向物流与社会、企业及公众息息相关,政府、企业和消费者是其利益相关主体。各主体对发展逆向物流的诉求不同,即动力机制不同,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影响逆向物流的发展。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主体间博弈过程,探讨其参与逆向物流的动机,为发展逆向物流提供决策依据。     

浅析我国县级政府绩效治理机制的构建路径

构建县级政府绩效治理机制与提升县级政府绩效具有高度契合性,科学、合理的县级政府绩效治理机制能显著改善与提高县级政府绩效。所以,有必要构建起县级政府绩效治理机制。应从各主要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行动逻辑和比较优势等方面构建县级政府绩效治理机制,以促进县级政府绩效的提升。     

坚持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平等竞争主体,需要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发展的权利和利益。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也是不可取的。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其治理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管理模式,需要创新治理理念,需要树立利益多元的社会治理理念,及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协作理念和法治理念。以政府集权管理为特点的社会调控体系,需要用法治这一新的调控模式进行社会整合与治理,需要通过有效协商参与机制,使社会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表达和交流纳入合法的可控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