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与内外资企业的选址策略差异——基于泊松回归的分析

全球范围内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和环境管制的日益加强,使得环境管制强度和污染控制成本成为工业企业选址时的重点关注因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由于市场地位、企业文化、市场战略等方面的不同,选址时对环境监管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本文构建包含环境管制强度的泊松回归模型,采用中国2004—2007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管制因素对内外资企业选址策略的影响差异。结果显示:企业选址的传统影响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和地理特征等因素对内外资企业具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运输成本和市场潜力仅对内资企业具有影响;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内资企业基本没有影响,对外资企业则有显著的影响,环境管制差异成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企业的一种策略。     

贸易、知识产权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美国337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开放的贸易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同时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活动。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性特征和有条件的国民待遇原则,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一是当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时,国外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激励企业创新,以强化对出口市场的占有;二是当出口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能力时,由贸易制度获得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因为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而丢失,从而抑制了出口创新活动。由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在转型期获得的技术储备大多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因此在面对国外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时,必然面临更大的压力。然而这一压力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创新活动是激励还是抑制却并没有文献进行研究。文章基于《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中的企业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美国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发现:(1)337调查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从OECD技术分类标准出发,337调查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要大于中高和中低技术的企业;(3)337调查对1998年之后开业的新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激励作用,而对1998年之前开业的老企业而言,激励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都不如新企业;(4)从控股的资本来源上看,337调查对在华外资控股的企业存在显著的激励作用,而对本地中资企业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自主创新博弈:由政府与企业边界生发

政府和企业作为两个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在自主创新的利益诉求和选择逻辑上存在差异性。对创新的博弈均衡分析表明,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存在行为偏好,而政府通过政策扶持对创新进行激励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难度、风险环节及其战略意义都不相同,因此政府在多种政策工具的制定和实施上,应该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提供有针对性的激励。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制造业行业领域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实体经济组成,对于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机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活动的引领支持,为了有效激励企业创新,国家制定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鼓励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激励作用。本文首先概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对于制造业企业绩效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进而分别从政策设计方面以及企业适用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     

协同知识创新团队激励机制研究

协同知识创新团队是组织开展协同知识创新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其激励机制研究对于提高协同知识创新活动绩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为企业寻求并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提供可靠的保证。在分析协同知识创新团队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协同知识创新团队激励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一套较为有效的激励机制。     

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本文以2007-2012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明显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强度和激励有效期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同的股权激励模式对企业创新投入影响间的差异并不明显。     

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选取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探讨了在不同激励类型和公司实际控制人条件下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有效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的情况下,总体而言股权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对股权激励进行分类可以发现,相比较于股票激励,企业选取期权激励对研发活动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而且在不同实际控制人下,企业研发投入对股权激励的敏感性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样本公司而言,股权激励能有效缓解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使得企业更关注长期业绩,调动企业技术研发的积极性。     

外资进入、外资并购与企业的研发创新——基于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模型与倍差法系统评估了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外资进入会促使非研发企业1进行产品创新并增加已研发企业的创新产出与研发投入,并且以并购方式进入的外资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还研究了外资进入的研发创新效应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地区各有差异,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强化外资进入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招商引资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近年来外资进入规模不断增加,而研究却发现外资进入强度存在适度区间,因此政府需要动态地将外资控制在适度区间,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外资进入对创新的激励作用。     

内部资源不确定性与民营企业创新力研究

鉴于中国民营企业创新主要依靠自有资金的特征现实,文章以企业内部资金为例,将内部资源不确定性纳入到现有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研究框架中,探讨企业在不同内外部不确定性组合状况下的创新行为反应。理论矩阵模型揭示,内部资金资源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超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在企业创新行为选择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且内部资金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一理论推论得到了企业微观调研数据的实证支持,并且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创新对内部资金资源的不稳定性更敏感。研究表明,政府激励民营企业创新的政策,当以稳定企业内部资源、提高企业收入帮助企业拥有稳定资金流为主要着力点,在具体政策工具上,税收减免比研发资助补贴等措施在激励企业研发、改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低动力不足方面更有效。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FDI知识溢出、自主R&D投入与内资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检验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利用 1995～2008 年中国高技术产业 17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 FDI 知识溢出和自主 R&D 投入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内资企业自主 R&D 投入是形成其创新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外资企业 R&D 活动对内资企业产生了一定的知识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     

我国高科技企业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方式选择

企业的成功更多地依赖于R＆D的投入，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和使用。高科技企业，具有强烈的“以人为本”的色彩，其研发人员的比重较高，技术人才在报酬和产权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且员工流动性强；如何挽留核心人才是高科技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知识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可以稳定研发队伍、吸引高技术人才。     

合作研发中专有投资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的调节作用

文章通过研究总专有投资和专有投资差异与合作绩效的关系,以及合作研发伙伴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对这两种关系的调节作用,深入探讨了专有投资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140家合作研发企业的数据,发现总专有投资和专有投资差异对合作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专有投资总量对合作绩效有促进作用,而专有投资差异对合作绩效有负面影响,同时,合作研发伙伴间的技术差异和管理差异是调节这两种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关于专有投资与合作绩效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增进了我们对专有投资的价值和合作绩效前因变量的理解。同时,在实践中,文章研究可以指导企业在合作研发活动中针对与合作伙伴的差异进行适当的专有投资,促进合作研发目标的实现和绩效的提升。因此,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跨国企业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高科技行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面板VAR的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角度,对我国1995～2009年19个高科技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在分析了跨国企业创新影响东道国企业创新机制和渠道的基础上,具体度量了示范联系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和竞争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的长期和短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本效应在长期可以对我国企业的产品创新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综合而言,跨国企业在华研究开发活动还具有较明显的市场冲击效应,给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了负面作用。     

中国工业企业支出规模与R&D波及面:2005～2007

通过使用2005-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的R&D决策以及R&D支出规模的影响因素,并用2007年企业样本检验R&D对企业产出以及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检验表明:企业员工、企业利润、企业固定资产以及企业出口情况都对企业的R&D决策以及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引入企业过去的R&D变量时,会更好地解释现在的R&D决策以及支出规模;R&D的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但在引入中间投入变量下,R&D的产出弹性会明显下降,R&D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交换威胁、技术寻求与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突出。在Fosfuri、Motta与Graham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当地化溢出为前提,引入企业的R&D活动,构建两国双寡头古诺模型,从交换威胁战略和技术寻求动机的角度论证无技术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所进行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建议我国企业增加R&D投入,加大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力度。     

我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技术联盟博弈分析

本文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我国中小外向型企业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在当今信息时代,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技术扩散迅速,则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成果就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在自愿投入研究与开发时,中小企业间很难自动采取帕累托最优策略,而是出现囚徒困境博弈或者智猪博弈。最后,文章给出了我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组建技术联盟的对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吗——基于2018年政策调整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文章实证检验了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改革对民营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政策强度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创新产出质量均有显著的激励效果。这些效果存在行业、规模、技术类型、生命周期等方面的异质性：在创新投入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大型民营企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成熟期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效果更大；在创新产出方面，对非制造业民营企业、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的创新产出激励效果更大。针对激励效应及异质性分析结果，文章建议，将2021年政策的扣除比例适用范围扩大到负面清单之外的全部企业；在适当的时机，可继续提高扣除比例，尤其是对中小企业，以促进民营企业释放更大的创新动能；强化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导向性，针对不同类型研发项目费用设置不同扣除比例。     

我国大中型企业专利产出及其经济效益的实证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对我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以及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专利产出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和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专利产出对研发投入的弹性约为1.89,而新产品销售收入对专利产出的弹性约为0.51。     

中国能源产业研发经费投入研究——以大中型工业企业和研发机构为例

根据2003—2006年大中型工业企业以及研发机构分行业和分地区的研发（R＆D）费用数据，筛选出五个能源行业，在此基础上折算出中国能源产业的研发费用数据，利用熵统计的方法，研究出能源产业研发投入在行业维度和省份维度上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能源行业的研发投入结构无论在行业间还是区域间都比较稳定，期间有略微的小波动。研发投入目前主要集中在煤炭采选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