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考察

运用企业异质性模型框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广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考察,进而探索中国企业生产率异质带来的OFDI区位选择差异。结果表明,进行OFDI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企业生产率在不同区位所表现出的作用大小不同,其中在亚洲地区效应最为显著;在OFDI扩展边际上,企业生产率越高,其进行OFDI的东道国数量越多;具有更低生产率阈值的东道国,其所吸收的中国OFDI越多。本文也印证了OFDI的跨越贸易壁垒行为,即东道国实施的关税对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     

制度、文化与中国OFDI的利益动机

文章基于2004-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考察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度、文化与利益驱动因素,研究显示:东道国优良的制度水平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而以基因距离所刻画的文化异质性则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中的阻碍因素;争夺市场、获取资源和避税是中国OFDI的三大利益驱动。进一步研究利益驱动因素的时空变化,我们发现:（1）从时间演变看,中国OFDI的避税动机显著减弱,而争夺市场与资源的动机微弱加强;（2）从空间分布看,为了获取市场和资源,中国OFDI在地理距离上表现出"舍近求远"的空间替换时间策略;（3）从制度与文化因素看,争夺市场和避税两大动因倾向于选择制度水平高、与中国文化接近的国家,而获取资源的强烈动机则突破了制度缺陷和文化差异的限制。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企业收益?

文章首先基于PSM-DID方法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企业收益的影响,进一步基于OFDI二元边际视角——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考察了企业OFDI对企业收益的多重复杂影响。利用2005～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文章通过构建多种企业收益指标并区分不同所有制和行业类型实证分析发现,企业OFDI对于企业收益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并存在显著的差异化影响。具体而言,分所有制来看,与民企相比国企OFDI二元边际对企业收益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分行业来看,能源和金属业OFDI二元边际对企业收益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房地产业则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分二元边际来看,企业OFDI集约边际对企业收益呈现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扩展边际对企业收益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文章认为,要审慎认识中国OFDI现状,加强对国企海外投资的监管,给予民企海外投资更多的政策支持,并加大对资源型行业海外投资的关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OFDI动机及其双向技术溢出——基于二元边际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中国OFDI类型区分为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分别构建集约边际引力模型和广延边际决策模型,运用2003~2012年中国对128个国家的投资数据对"二元边际"投资动机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集约边际OFDI是基于市场寻求动机,而广延边际OFDI则是基于资源与战略资源寻求动机。此外,运用技术溢出模型对"二元边际"投资的技术双向溢出效应进行检验显示,中国OFDI并不存在显著的双向技术溢出效应。     

小规模市场寻求、当地研发与逆比较优势——来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证据

利用2004—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OFDI的样本，对近年来中国OFDI高速增长的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生产型OFDI倾向于分布在市场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的国家；研发当地化理论可以解释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理论逻辑；中国OFDI分布特征遵循“逆比较优势”原则，作为国家新型比较优势的制度可作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解释因素。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扩展边际的分析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概念,并对ALP(2015)二元边际分解模型进行改进,据此测算中国各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从扩展边际的角度实证检验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同时基于资本的跨区、跨国流动替代性机制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制度效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省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第二,政府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能促进中国OFDI的扩展边际,而母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法制建设不完善均会导致资本的外逃。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展边际同时存在"制度激励"和"制度逃逸"现象。第三,东部、中部和西部制度质量初始禀赋的不同使得部分地区资本的跨区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完全或部分替代,三大区域OFDI的扩展边际因而呈现差异化的制度效应。东部具有更强的制度逃逸特征,中部的制度激励特征则更为明显,但西部这两种特征均未出现。     

制度距离、要素禀赋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非对称效应以及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全部样本国家,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同时也发现,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此外,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但全部样本国家的劳动力丰裕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