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结构与企业进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中国政府在全面对外开放阶段将扩大进口规模、促进贸易平衡作为新的贸易战略。文章利用2003～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城市数据,从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的双重视角深入研究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进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企业进口。从传导机制看,融资成本降低和生产规模扩张是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促进企业进口的重要途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对非国有企业、沿海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地方金融集聚对不同规模和年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企业进口具有促进作用,而金融中心溢出仅对中上规模企业、年龄较大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集聚和金融中心溢出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进口概率,增加企业的进口种类,另外它们还促进了企业对中间品与消费品的进口。文章的研究不仅为近年来中国进口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颖的解释,而且对当下金融供给侧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所引发的大幅度关税减让为背景,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工业企业大样本微观数据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企业成长及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对企业成长没有明显影响,而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则显著促进了企业成长,贸易自由化在总体上体现为有利于企业的规模扩张。分组检验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本土企业、非出口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分别大于外资企业与出口企业。此外,最终产品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减让分别降低和提高了企业规模分布的Pareto指数,贸易自由化在总体上有助于使企业的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均匀。进一步的分组研究还发现,最终产品关税减让对小企业造成较大负面冲击,而中间投入品关税减让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     

上海金融发展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究

金融发展既可通过便利的融资环境、高效的国际结算手段和完善的信用体系而利于出口增长,也会因为金融资本流动对商品流动潜在的替代或资源约束而抑制出口扩张。文章立足于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维度,选取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率、金融相关率和信贷转换率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为控制变量,就1990-2010年上海金融发展对出口增长的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对出口增长的规模效应不显著,但对出口结构的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金融效率变化对出口增长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     

出口模式转变与企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稳就业是“六稳”的首要工作，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出口模式转变对企业就业变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模式转变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生产规模扩张、提高就业创造和降低就业破坏是出口模式转变促进企业就业净增长的重要渠道。进一步检验发现，出口模式转变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就业净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研究还表明，出口模式转变不仅促进了企业就业净增长，而且也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此外，出口模式转变明显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是因为出口模式转变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大于工资率效应，从而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上述结论表明，企业出口模式转变对中国保障就业稳步增长、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鼓励企业直接出口的同时，也要注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出口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企业产品配置

文章基于企业内产品配置的视角,从理论和经验方面研究了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配置调整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出口贸易自由化的提高会促进企业集中对一种或几种产品的出口与生产;研发投入对出口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生产向有限产品集中起到中介效应,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资本品份额也是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产品配置的重要渠道。同时,文章还研究了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加工贸易份额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产品配置状况的异质性影响。文章根据产品分类情况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关税下降均会引起企业产品集中度增加,并且消费品出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配置的影响最大。因此中国应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的前提下,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的发展,为企业营造稳定有序的贸易环境,加快出口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优进优出"。     

目的国需求、企业创新能力与出口质量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市场中,如何实现出口质量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挑战。文章基于Aghion等(2018)的框架,引入产品质量,构建了目的国需求影响企业出口质量的理论模型,结果发现需求会通过直接的规模效应和间接的竞争效应影响出口质量。总体上,需求扩张有助于出口质量的升级,且这种积极效应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增强。文章运用2000～2006年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稳健地证实了理论命题:创新能力强化了需求扩张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进一步的作用机制表明需求增长加剧了市场竞争,企业为了改善盈利能力,会抓住规模效应的机会进行产品质量升级。文章结论与中国所提倡的"促进共同发展"理念相契合。     

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吗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改变企业的要素结构、通过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式应对，但不同类型的企业对老龄化做出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整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但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并不一定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在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老龄化促使其用固定资产投资替代了劳动，但在规模较小和融资约束程度较为严重的企业，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提高其固定资产投资，只是缩小了其劳动力雇佣规模，说明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要素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此外，文章还发现人口老龄化主要促使企业利用资本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而人口老龄化的资本替代劳动效应在资本密集型、生产率水平较高和非出口企业中更为显著。文章从微观企业投资视角拓展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范畴，并通过规模效应和融资约束角度分析了制约工业企业提高智能化生产程度的因素，从而对传统的见解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文章的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制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助力企业要素结构升级的相关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     

融资约束、货款拖欠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机理与实证

本文拓展了G-S模型系统考察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作用于企业出口的机理,并使用2001～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存在阻碍效应。在进一步研究中,将原样本按照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以及与政府的联系进行划分后再检验发现,融资约束和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阻碍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检验结论表明,中国背景下融资约束及货款拖欠对企业出口的障碍效应,可能既包含了企业自身差异等内部因素,也包含了金融体系压制以及政府干预等外部因素。因此,优化外部市场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体系以缓解融资约束,积极消除导致企业间货款拖欠的各种障碍因素,是促进我国本土企业出口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中国的关税削减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吗?——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同贸易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而贸易自由化改革特别是关税削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是通过微观出口企业来实现的。文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2001～2007年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进口关税削减确实影响了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关税削减对企业出口进入和出口密度决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高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一般贸易企业的影响高于加工贸易企业。这些结论为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增长特别是集约边际的演化提供了微观解释。     

金融结构调整、金融功能完善与制造业自主创新——基于中国24个制造行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在区分两个层次自主创新活动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与门槛效应分析,研究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对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基于风险分散、公司外部治理两类金融功能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随着直接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我国金融结构调整通过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总体上对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开始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趋势。进一步细分自主创新层次后发现,金融结构调整通过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分散功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发明专利导向"层次的自主创新,但尚未通过改善公司外部治理功能有效监督、激励制造业企业积极开展更高层次的"市场导向型"自主创新。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

本文从非正规金融贸易信贷的研究视角切入,构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应收账款相对比例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对2004～2007年11.8万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并且这种制约作用存在显著的企业规模指向性、地区指向性、行业指向性和所有制指向性。本文的结论为我们理解融资约束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质量出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攻方向,融资约束是困扰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间品进口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且该机制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在大型企业中显著为正。文章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缓解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出口贸易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出口贸易主要通过贸易结构先导效应、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市场规模扩张效应三大渠道分别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行业生产率提高和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带一路"建设的贸易畅通等合作重点恰恰起到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提高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激发和创造新的国际市场需求等作用,从而为出口贸易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三大新的战略机遇。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路径与策略:一是发挥贸易结构先导效应,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二是发挥贸易自由化竞争效应,提高行业生产率和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三是发挥市场规模扩张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上海工业出口与环境问题实证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上海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工业出口对环境的影响,指出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上海在中国加入世贸后工业出口扩张使其规模效应增大,但其结构效应却是负的,也就是说,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产业结构向污染产业转移,相反却是向清洁部门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地区性行政垄断、城市化水平与企业出口: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的经验检验

文章在分析地区性行政垄断、城市化水平对企业出口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Tobit模型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研究地区性行政垄断、城市化水平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以及城市化水平对地区性行政垄断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区性行政垄断是导致企业进行出口扩张的重要原因;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出口规模,并且城市化水平对行政垄断与企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因行政垄断而导致的企业对出口的依赖。     

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

文章以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为基础,采用2000-2013年中国县级财政经济统计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法探究政府间转移支付、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总体关系。研究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显著推动企业出口参与度的提高和出口规模的增长,物流专业化对上述企业出口行为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在物流专业化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之间呈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通过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消除分配政策影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外生冲击影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物流专业化的交互项对企业出口参与度的回归结果变为正向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通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财政收支结构促进企业自身出口参与和出口规模扩张;物流专业化主要通过物流规模扩张和物流效率提升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长期持续和当前复杂艰难的国际贸易形势下,这一研究对我国继续优化政府间转移支付分配结构、强化物流专业化比较优势,进一步释放企业出口潜力,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外商撤资对东道国被投资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外商撤资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文章聚焦于被外国所有者出售并随后被国内所有者收购的子公司，借助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撤资企业进行识别，继而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外商撤资对东道国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效果、影响范围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商撤资对企业出口规模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主要存在于加工贸易企业和劳动密集行业企业样本之中。通过检验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发现，外商撤资能够通过抬高贸易成本和加剧融资约束导致企业出口规模下降。此外，外商撤资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同时体现在以出口决策、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市场范围衡量的广延边际层面。文章的研究有利于理性认识外资进入的积极效应和外商撤资的经济后果，可以为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外贸外资的稳中提质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