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必要性，构建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通过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 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绿色金融指标评价体系，实证研究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将绿色金融分解为不同维度，发现从不同维度来看，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也不相同。进一步研究得出，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程度上有着空间上的异质性，绿色金融发展对东北地区的影响远高于西部地区。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绿色金融在空间上能够很好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且因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故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本文为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信息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区位策略与集聚--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以福建省为例,从邻近知识源、邻近相关企业和邻近城市中心区域等角度探讨信息服务企业的区位策略对集聚的影响。在分析福建省信息服务业空间分布的基础上,以86个区（县）和1076个邮编区为空间单元,应用负二项分布模型研究区位策略对信息服务业和三个子行业企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单元变小,能够更细致地刻画出各个区位因子对信息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福建省信息服务企业主要集聚在城市中心区域,邻近同行业代表性企业和企业众多的开发区,邻近大学和科研机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郊区化倾向。     

当前农村强势利益集团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利益集团是客观上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主观上意识到这种共同利益的存在、现实中以联合的方式自觉追求和维护这种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利益集团以其较高水平的组织性，比较有效地克服了普通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势单力孤的状况。     

河南区域金融结构特征的统计描述

在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总量的增长与金融结构的变化都作出了贡献,但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是一种内在的推动力。通过建立衡量金融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体系: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结构比率、金融机构存贷比、区域融资结构对河南区域金融结构的特征作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以期能更为客观、真实的反映河南金融业发展水平,从而能为未来河南金融结构优化提供可以借鉴的依据。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基于2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

构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突变级数法进行综合评分,采用空间分析法进行区域特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差异较大,66.89%的城市为较差和一般类别;发展基础存在空间极化特征,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基础最好的主要为直辖市、省会及省内其他大城市;发展基础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且经济距离和行政距离下的关联性更强;发展基础的冷热点空间集聚明显。     

江苏金融发展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江苏金融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集聚特征,通过构建rook相邻空间权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莫兰空间检验模型,以金融相关比率代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江苏金融发展整体上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现象。而通过对LISA散点图和聚类图的分析得知,江苏省各县市金融集聚类型以HH和LL类型为主,即以苏南高金融发展水平区域集聚和苏北低水平区域集聚为典型。     

试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两者的关系可表述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导和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即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具有客观必然性。     

长三角金融集聚及其外溢效用研究——基于金融地理学的视角

一、引言近年来,关于金融集聚理论的不断发展,更多高水平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以纽约、伦敦以及目前仍然稳定的东京为代表的金融中心成为金融集聚的典型。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集聚区不断涌现,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典型的区域集聚的金融中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凸显,表明了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之路。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空间地域辽阔,要素分布的不     

县域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以内蒙古武川县为例

近年来,武川县以普惠金融为关键点,紧紧围绕"准"、"实"、"活"、"细"四字诀,大力推广基础金融服务,不断探索适应地方特点的精准扶贫模式,在县域创新金融精准扶贫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客观地看,也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在当前扶贫开发时间紧、任务重以及贫困程度深等大背景下,亟需在今后扶贫工作中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确保在服务武川县全面脱贫中取得更大成效.     

人的发展程度是测量幸福快乐的根本标准—关于“快乐经济学”之我见

在“快乐经济学”的讨论中，有些学者对幸福快乐的理解，较集中于消费领域以及人在消费中的主观感受。该文主张把讨论纳入以经济为核心的轨道，视经济活动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幸福快乐的客观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程度为测量幸福快乐的客观标志。我国目前劳动的外在强制性依然存在，总体生产力水平偏低，对规律的认识掌握还不充分，旧式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地位差别还很严重。为此，要正确认识我国国民目前的幸福快乐程度，从各方面不懈努力，自觉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提高全体国民的幸福快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