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权力与国际制度复杂性耦合——基于中美制度互动的正负案例对比

中美两国在竞争关系下的制度互动致使一些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脱钩”,另一些却出现耦合。因此，何种因素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走向耦合则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大都研究聚焦于不同制度的差异及制度主导国之间的对立，未能解释国际制度复杂性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走向耦合的现象。为解决理论与现实政治不符的缺陷，作者重点考察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参与多项制度的多重成员国家，并探索其结构性权力对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由于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加入了多项制度，多重成员国家能够对制度的合法性和效能产生影响，进而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具备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既能产生制度间趋同的聚合效应，又能够推动制度间的差异化分工，进而塑造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耦合。当多重成员国家依附制度主导国时，前者便丧失了结构性权力，进而产生“制度俘获”并加剧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散化，最终致使国际制度复杂性“脱钩”。将当前中美关系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耦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脱钩”作为正负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上述理论得到验证。     

从制度竞争到制度脱钩——中美国际制度互动的演进逻辑

中美国际制度关系正处于重要转型阶段,从相对紧密联系的挂钩阶段滑向全面切断联系的脱钩阶段。理解中美两国复杂的国际制度关系需要超越合作—竞争的二分法。从制度行为的历史发展向度出发,中美国际制度互动可分为制度对抗、制度接触、制度竞合和制度脱钩四个阶段。国际制度脱钩是中美关系复杂深刻变化的重要表现,是制度竞争恶化的产物,从国际制度层面加剧了中美经贸和科技脱钩。中美国际制度脱钩主要表现为政治、规则、观念和功能联结的脱钩,其中,政治联结的脱钩决定了规则联结和功能联结的脱钩,而观念联结的脱钩更具深层意义。制度竞争和对立使得国际制度不仅未能成为中美经济脱钩的对冲力量,反而出现了制度脱钩的可能前景。美国追求国际制度脱钩缘于体系和个体层面的多重因素影响,严重削弱国际制度功能,破坏中美合作平台,引发两极对抗担忧,恶化全球治理前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就国际制度研究本身而言,制度脱钩历史上前所未有,需要挖掘合作型制度互动的合理成分,规范中美日益僵持的竞争型制度互动,用“确定性”的国际制度战略破除中美制度脱钩的“不确定性”,避免朝着全面脱钩的方向发展。     

国际制度融合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相较于以往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的客观成因，目前的国际制度复杂性主要是由大国主观塑造产生的，是大国博弈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的具体显现。规避国际制度冲突并塑造国际制度间的融合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议题。作者分析了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是否更难实现国际制度融合的问题。研究发现，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远低于预期，而清迈倡议(多边化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国际制度融合度却高于预期，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的主导国或倡议国之间存在的所谓“志同道合”盟友关系并不是促进国际制度融合的必然前提，霸权国与新兴大国各自主导或倡议的国际制度之间也能实现融合。除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外，区域逻辑在国际制度的融合中也可发挥主要作用。在货币金融议题领域，从区域化到全球化的整合方式有望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可选路径。     

深化金融制度型开放：方向与策略

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以及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WTO-FTA金融规则演进趋势,对比CPTPP、RCEP等主要自由贸易协定金融规则差异性,可以发现我国在金融自由化等关键性条款、金融数据流动等敏感性条款,以及在“新金融”等全新议题上,与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存在较大差距。应以对标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强化金融法制建设、落实金融管理措施、金融标准国际化作为金融制度型开放的主要方向,以“国内统一、国际接轨”为原则,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以“一带一路”等国际开放平台为载体,推动金融规则“引进来”“走出去”;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推动国际高标准金融规则压力测试与复制推广;以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为指引,加强金融监管,稳步扩大金融制度型开放。     

竞争之后：国际制度竞争的演进逻辑

国际制度间竞争并非稳定的常态结构而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现象，作者尝试探讨了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逻辑。由于国际制度间竞争无助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国际官僚和主权国家政府往往无意持续推动国际制度间竞争。通过国际制度间竞争演进方向的类型化分析框架对气候变化、能源治理和发展融资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竞争进行检视后发现，议题领域特性和大国的制度策略偏好决定了国际制度的竞争类型。特定议题领域内的主要国际制度竞争类型能塑造本领域后续的国际制度间竞争的演进方向。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特定国际制度的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的方向演进；当相关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竞争主要表现为国际制度间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当议题领域先前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出现明显的国际制度间竞争和国际制度内竞争时，该领域内的国际制度间关系将朝着等级化且功能分化的方向演进。作者从动态演进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际制度间竞争，阐释了制度间竞争的暂时性特征及其演进逻辑，进而将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拓展至“竞争之后”的新阶段。     

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制度的探讨

近20年来,世界FDI取得了显著增长,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国际贸易.然而,至今国际投资领域仍然缺乏统一的多边投资框架制度.本文在分析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必要性、可行性基础上.探讨在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必须实现各利益方的平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小行为体能否有效建立与主导国际制度?作者试图从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的经验出发,探讨在大国战略互信缺失、地区安全机制不足的情况下,小行为体发挥主导作用,建设地区安全机制的可能性与条件。亚信会议由哈萨克斯坦倡议成立,东盟地区论坛由东盟倡议成立并主导,二者都属于国际体系中的中小行为体。作者提出,小行为体有效建立并主导国际制度依赖三条路径,即规范制度、网络权力与过程实践。首先,在规范上必须实现普遍规范的本地化改造,在制度建设中须遵循协商一致、循序渐进与低制度化原则。其次,小行为体的主导权来源于网络,即小行为体应能以自已为中心将相关大行为体织入制度网络中,通过网络获得大国认同、进行大国平衡,从而获得制度网络权力。最后,制度动力来源于多重过程与规范实践,过程导向给予制度以发展动力,制度通过主导性实践被界定和强化。作者以亚信会议和东盟地区论坛为例对上述分析框架进行了阐释,并指出小行为体主导国际制度的前提条件与局限性。     

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制度的探讨

近20年来，世界FDI取得了显著增长，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国际贸易。然而，至今国际投资领域仍然缺乏统一的多边投资框架制度。本文在分析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必要性、可行性基础上，探讨在WTO框架内建立多边投资框架必须实现各利益方的平衡，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     

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拥有实力优势的参与者会积极引领、塑造制度设计的价值、目标和规则,使制度安排体现自身偏好。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结果,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国际制度设计表征的是集体行动,但规避不了领导权问题。作者界定了国际关系中领导权的内涵与特征,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领导权是对国际事务集体行动进行协调和塑造的能力。由于实力地位和利益需求的差异,国际制度设计过程中异质性参与者自然地出现策略分化,从而体现出领导、追随、搭便车、干扰等行为特征。其中,领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虽然权力结构从根本上限定国际制度安排,但是领导国家的作用方式和策略选择也影响着制度的设计结果。     

多边贸易体制制度设计与改革前景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多次声称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恶意阻止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大法官的正常遴选进程,致使该委员会的运行陷入瘫痪。美国还要挟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议程,给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蒙上浓重的阴影。在此背景下,主要国家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方案纷纷出台。然而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仍然不能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或者建立新的多边贸易规则,更无法推动发展中成员的贸易自由化。究其原因,是这些方案都没有触及一个基本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能够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极限何在、何处是其制度的能力边界。作者从国际经济制度设计及其背后的理论逻辑角度分析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优势、局限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对其前景和可能的改革思路等进行了讨论,主要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作为一种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促进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贸易快速发展,同时也为80年代以来的区域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打下基础。第二,超越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边界,试图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贸易自由化将是非常困难的。     

论多边贸易体制下反倾销法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WTO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反倾销法和竞争政策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诸多冲突之处。国际社会对二者的协调提出三种方案,其中,以在《反倾销协议》中引入竞争政策的改良方案比较切合目前实际。但长远看,还是需要在WTO内建立一个协调各国竞争政策的法律框架和机制。当然,这最终取决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各国实力的彼此角力。     

商业银行形态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模式研究

国家开发银行改制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有很强的探索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行作为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承担大量政策性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积极探索商业银行形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模式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开行未来的发展,应当坚持“债券银行”,坚持以中长期政策性业务为主,不断改进和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走与传统商业银行不同的发展路子,实现与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商业银行框架下开展开发性业务的区别监管政策、激励机制和法律保障。     

国际制度变迁与东亚体系和平转型——一种制度主义视角分析

受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学理启发,作者提出了国际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范式,并以此探讨国际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东亚体系的和平转型。未来和平转型后的东亚体系将呈现一种嵌套交叠式制度联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互相交叠、兼容共存。多边合作体系既不能化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也不能主导多边合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的现实做法是从兼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这一路径出发,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建立多边合作体系。     

国际贸易机制对国内武装冲突影响的研究——基于回归断点设计的数量分析(1946-2009年)

国际机制不仅影响国家行为体,也影响国家层面之下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作用于两类行为体间的互动。作为最为成熟也是影响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贸易机制一方面通过机制功能作用于国内政治中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施加影响于贸易议题从而刺激国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无论是机制还是贸易都与国际和平战争研究紧密相关,如"贸易和平论"与"国际制度和平论"。基于国际原因与国内产出之间的关系,国际贸易机制如何影响国内政治,特别是影响国内冲突的爆发风险?通过回归断点设计(RDD)与Logit回归分析,1946-2009年之间的国际贸易机制(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及国内武装冲突数据显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能够在整体上显著降低国内武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分别控制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贸易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实证结果显示国际贸易机制对各国国内冲突风险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性的混合影响。     

论基于网络结构的国际并购政策协调

国际并购治理的问题就是国际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国际并购治理必须以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为基础，包括现有的制度和新创造出来的制度。任何实际的制度上的并购控制体系，都必须通过保留多样性来实现一致性。     

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分析与评估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多边化与区域化"并驾齐驱"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要特征。本文旨在对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32个经济体在RTAs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进行量化评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在多边服务贸易安排基础上所取得的进展。     

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从发展进程看,它经历了应对军事安全的传统大国协调和应对综合安全的新大国协调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大国协调在维持国际和平和解决重大国际危机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已成为国际安全治理的主渠道。目前的新大国协调既是对传统大国协调的重要延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安全议题的多领域、会议机制的多轨道和常设性、成员数量的增多、规则与规范的低法律化和非强制性等。总体上看,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新大国协调比传统大国协调更容易推行,但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必须从合法性、授权性和集中性诸方面予以改进。合法性主要是增强法律化和责任性;扩大授权性可以与权威国际组织缔结成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集中性的核心是建立一种更具内聚性的新的大国协调,即全球治理中心机制。     

An international multilevel competition policy system

This paper develops a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multilevel competition policy system, which draws on the insights of the analysis of multilevel systems of institutions. In doing so, it targets to contribute bridging a gap in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order, i.e. the lack of supranational governanc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restrictions to market competition. Such governance can effectively be design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combination of the well-known non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and a lead jurisdiction model. Put very briefly, competition policy on the global level restricts itself to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appropriate lead jurisdictions for concrete cross-border antitrust cases, while the substantive treatment remains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the existing national and regional antitrust regimes.     

Constructing a global architecture with an American blueprint: The ambivalent U.S. attitude toward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tep with the global trend toward regionalism,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n Asia, although perhaps to a lesser degree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is is evidenc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of APEC,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other multilateral attempts to address specific security issues. The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institu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been quite ambivalent and its approach might be described as ad hoc, utilitarian or instrument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hetoric, politics, and policy of America's seemingly ambiguous and inconsistent approach to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n attempt to illustrate the factors that shape U.S. policy toward such efforts.     

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进出口贸易微观匹配数据,在地区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研究中间品进口、制度环境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间品进口通过"竞争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质量效应"以及"中间品多元化效应"机制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提升效果会因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中间品进口来源国、技术复杂度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2）制度环境改善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强化了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中间品进口与制度环境在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方面存在互补性;（3）文章进一步从动态视角考察了进口持续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得出二者呈现"U"型关系,短期进口无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持续进口以及适时进入可以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本研究为中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改善区域制度环境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