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DI产业聚集的西部引资策略分析

加快西部大开发,仅仅依靠内资的力量还欠单薄,外资的作用不容忽视。打破东部地区的引资垄断,扩大西部地区的外资存量,将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聚集经济日益成为影响FDI流向的重要因素,相应的引资策略的重心要由优惠举措上升到产业环境上来。西部地区欲摆脱引资困境,须顺应FDI区位决策的发展趋向,通过培育区域性的产业聚集吸引外资流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基于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XTSCC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FDI溢出及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和FDI溢出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创新绩效的提高,且金融发展水平强化了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分区域来看,金融发展均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而FDI技术溢出虽然显著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创新绩效,但是对东部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并且当地区金融中介深化水平不足时,FDI溢出难以起到提升区域创新绩效的作用.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发现,当金融中介深化程度低于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有不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超过0.6713时,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增强FDI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FDI波及面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联度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应结合产业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对FDI的产业投向加以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的力度,鼓励更多的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战略构想,是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难得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则是西部地区趁势而起的动力引擎。因而,分析区域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借鉴一般系统理论,构建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系统动态耦合模型,定量分析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演进过程和趋势。结果表明:利用科技创新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的耦合性基础将更好于西南地区。因此,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好契机,继续打好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步伐。     

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投入无论是在推动经济增长还是促进社会发展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2006年-2020年西部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财政科技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及合理安排政府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入,加强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FDI、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东、中、西部的1993年至2007年的年度样本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VAR模型等现代计量方法,定量分析了FDI、进出口贸易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贸易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和出口贸易仅在东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也表明,在不同的区域条件约束下,FDI、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并无稳定一致的关系。     

扩大西部地区吸引FDI规模的思考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2009—2010年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前十大投资国中我国位居榜首。稳定的经济增长、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素质和较低成本的劳动力等使我国继续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东道国。截至2009年底,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累计达9890．92亿美元。但是,当前在华FDI更多的集中在我国东部,西部地区吸收FDI的规模被边缘化,而且FDI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偏低。引导更多的FDI进入西部地区以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信息化水平对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下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将中国工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并运用2005-2011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化水平等因素对各阶段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价值链视角来看,信息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开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尤其对后者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技术开发能力。企业规模和市场化水平对中国工业技术转化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进入壁垒和FDI仅对中国工业技术转化能力有显著影响,行业进入壁垒越高越利于技术转化能力的提高,而FDI并不是引进的越多就越有利于技术转化能力的改善。最后,提出了提升中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私募股权基金与我国的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载体,它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及相关的技术、人才的支撑。而作为资本和产业的联系纽带,私募股权基金的存在与发展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积极发展私募股权基金。文章从政策法律、运作机制、市场认可等方面提出了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对策。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和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主要渠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国际技术效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国1985～2009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进口贸易和FDI能显著促进国际R&D的技术溢出,且吸收能力的加强有助于技术效应的扩大。但是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会抑制国际技术溢出,阻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善现有教育体制和提高人力资本自主创新才是关键,同时在不违反WTO协议的前提下,应采取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FDI的异质性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FDI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FDI为主,我国中部地区FDI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FDI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FDI技术转移与自主创新

通过建立一个南北技术转移模型,作者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FDI技术转移和东道国自主创新的关系。文章的研究表明:(1)FDI技术转移对南方国家相对知识资本存量的影响取决于其模仿能力,只有南方国家的模仿能力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FDI技术转移才能有效地促进南方国家相对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2)南方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导致国际生产格局发生变动。(3)当南方国家模仿能力较弱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南方国家自主创新;只有南方国家的模仿能力达到一定的门槛值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有效地促进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     

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吗?——基于“双循环”背景的实证检验

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的IFDI、OFDI常常与该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现象,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依据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分析,推演两者之间的空间内生性逻辑。实证方面,基于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和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GS3SLS)估计,运用空间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效应进行了统计测度。研究表明:⑴在全国层面上,双向FDI协调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能够促进双向FDI的协调发展。在分样本讨论的情况下,该结论依然成立。⑵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存在空间分异。总体而言,中东部地区的双向FDI协调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此外,双向FDI协调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还与产业结构升级、人均资本存量、企业所得税等有关。     

资本市场自由化、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外交

经济全球化最受争议的一个问题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其中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规制措施和短期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自由化。虽然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包含投机性热钱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是虚假经济繁荣。资本市场自由化会加剧顺经济周期的短期资本流动,带来消费的急剧波动,造成宏观经济动荡,阻碍经济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经济外交,应该加强资本控制,抑制短期资本投机活动;适时推进货币整合进程,分散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推动国际经济治理民主化,公平分担短期资本冲击的代价。     

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与区域差异性研究

采用我国2000—2010年26省市的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对国内研发、技术转移和国外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的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到省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又把26个省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考察各区域的创新绩效。研究发现,本国科研人员投入及技术转移对技术发明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科研人员投入等本国要素及FDI、出口贸易等国外因素则对产业创新有较为显著的作用。各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国内研发等要素投入对高收入地区的技术创新促进性作用比较明显,而FDI等因素对低收入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均产生明显的积极效应。因此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     

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对FDI在不同地区引发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证实了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状况、金融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四个方面对能够引发积极的创新溢出效应的各因素的门槛水平进行了具体测算。     

区域创新产出影响因素与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变革、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以创新引领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文章根据知识生产函数理论,利用2002-2011年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时间序列的处理方法,构建江苏省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分析了RD投入、科技人才投入、FDI等因素对江苏创新产出的影响,并提出进一步提升江苏区域创新能力的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