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国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投资理论,对母国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表明,母国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下降能够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推动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加.本文利用30个OECD国家199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总体水平以及四类生产者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金融中介、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发展水平对OFDI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一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该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仅是效率提升对OFDI有显著促进,金融中介和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提高都将显著推动OFDI数量的增长.上述研究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国制造业FDI对吸引服务业FDI的影响研究

随着服务业对华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影响其投资规模的因素研究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重点,从服务业FDI随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同转移角度出发,并利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造业FDI规模对于服务业对华转移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而且生产性服务行业受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服务业“引进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走出去”——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的分析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为培育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指数，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考察了上游服务业“引进来”对下游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游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通过产业关联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提升和投资规模的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结合服务业所具备的知识密集与信息沟通特性进行的机制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不仅能通过引进与创新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促进下游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技术优势，还能凭借外资服务部门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天然网络联系有效缓解下游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信息摩擦，提升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服务业外资政策调整的投资促进效应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进程中的国际投资效应，对促进中国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和优化国际化战略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     

贸易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山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贸易摩擦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发现山东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悖论1"是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小;"悖论2"是贸易摩擦强度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越高。贸易摩擦使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下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悖论1"。     

异质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500强上市企业的检验

本文通过对2011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500强中上市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除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即当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越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外,本文还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仍然缺乏一定的竞争力;第二,企业生产率对民营等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要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服务业开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92个城市为样本,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继续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鼓励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力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区域特征分析

我国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以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为主,北部沿海地区等区域产业内贸易水平最高的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东部沿海地区等则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对影响我国各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因素和程度的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区域人均收入水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因素显著影响大部分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程度非常小;区域对外开放度、货物贸易密集度仅对部分区域内少部分省市有显著影响;区域要素禀赋显著影响各区域的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水平,其中,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影响更大.值得关注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市出现水平型产业内对外服务贸易的萌芽,且其产业内贸易更多的体现为由产品差异推动而不是规模经济的推动,但推动程度较小.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跟随——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经验研究

内部化的国际生产模式使得跨国公司内部提供跨境服务成为必要,而基于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需要,跨国公司也会将生产过程中的部分服务支持活动外包出去,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业追随问题由此引人关注。本文以韩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发现,在韩国对发展中地区的投资中,出现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追随,而对亚洲发达地区的投资中则出现了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韩国的经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并构建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实证角度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虑内生性等问题后,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强劲驱动力,这一结论在进行了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及降低成本的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等企业微观特征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等外部宏观环境会对数字化转型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生产率效应,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保护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阐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并以2011—2021年沪深服务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能显著调节这种呈“U”型非线性特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本文为我国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设时空分异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学提升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选择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鼓舞下,中国企业掀起了对外投资的新浪潮。本文建立了对外投资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并采用1993—2015年期间955家A股上市公司共计1912起对外投资数据,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倾向海外并购,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财务状况及资本密集度等企业异质性因素也会对海外并购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资产规模较大、负债率较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有企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本文对该样本按企业区位、行业类型、投资动机、要素密集度等进行分类研究,从异质性角度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决策参考。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