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商议价势力及其福利效应——兼论通道费的起因

零售商与生产商在分销渠道内不同的权力分配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根据显示偏好原理界定零售商议价势力及其代理指标,并将其引入经典的报童模型,计算出进一步分析和比较的参考基准。然后逐一分析零售商议价势力对最优采购量、零售商利润、生产商利润和总渠道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零售商议价势力对最优采购量和零售商利润具有正面效应,对生产商利润和总渠道利润的效应不确定,可能一直为负,也可能先正后负。模型的扩展分析表明,通道费作为一种补偿机制,与较高的批发价格相结合,将同时增加零售商利润、生产商利润和渠道总利润,但由于降低了最优采购量而对消费者福利产生负面效应。     

通道费在中国是显示市场势力还是促进市场效率?

通道费问题在国内外一直备受关注。本文基于Bloom等人(2000)的研究,对各利益方(零供双方、政府管理人员和消费者)就通道费是促进市场效率还是展示市场势力主题采用问卷调研方式进行研究,同时与美国通道费情况进行比较。通过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通道费具有明显的差异:促进市场效率方面,通道费在美国市场上主要表现为具有风险转移和促使新产品供求合理搭配的作用;显示市场势力方面,主要表现为零售商实行市场势力和产生歧视现象。但是,在中国目前总体上是促进市场效率,具有风险转移的功能,促使新产品供求合理搭配的功能,促进货架空间的有效利用和降低零售商品价格的功能,在中国市场上基本无法显示市场势力的作用。     

通道费:大零售商挖掘市场效率的一种机制设计

本文运用数值例子和一般化博弈模型对1个生产商、1个大零售商和n个小零售商的市场进行了考察,给出了大零售商对生产商拥有讨价还价力量、生产商对小零售商拥有讨价还价力量时的市场均衡。结论为:(1)在大零售商使用包含通道费在内的"三部费"合约的市场均衡中,上下游可以实现纵向一体化利润。与生产商对下游完全拥有市场力量的情形相比,消费者剩余不会降低,市场价格不会上升,生产商获得的利润也不会减少。(2)大零售商的利润来自于消除上下游市场外部性,以及对市场效率改进的边际贡献。通道费可以视作是大零售商通过挖掘市场效率而获利的一种机制设计。(3)从政策角度看,用单一禁止通道费来提高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与其简单地取消进场费,还不如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支持小零售商、改善零售市场结构效率上。     

异质性GIC治理及其“鱼/渔”效应——基于mvQCA方法的本土制造企业实证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是本土制造企业创新战略的必由之路。突破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范式局限，文章基于全球创新链新范式、从“异质性”假设和二元关系视角，揭示“技术范式、技术差距和权力地位”等不同情境下，“解构类型、分工模式和空间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对本土制造企业技术能力溢出（“鱼”效应）和创新能力溢出（“渔”效应）的显著差异。采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对80个异质性全球创新链治理二元关系样本，进行组态视角复杂路径构型分析，揭示了全球创新链治理的异质性维度和所处情境特征影响“鱼/渔”效应的交互与匹配机制。研究结论对探索全球创新链研究新范式以及本土制造企业融入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与策略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零售商垄断势力、通道费与经济规制

拥有买方垄断势力的零售商对生产商的纵向约束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反垄断司法实践所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现有的文献对于零售商拥有买方垄断势力的情形很少涉及.现实中,随着零售业的变革,下游零售商很可能在产业链中成为主导企业,从而导致零售商要求生产商交纳"通道费"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基于SCP分析框架,对零售商垄断势力下的通道费及其福利效应进行分析,并对相应的政府规制提出建议.     

跨国零售买方势力的福利影响与规制思路——以通道费为例的模型分析

收取通道费是跨国零售行使买方势力的典型方式。本文将供应商区分为差异化产品生产者和同质产品生产者,结合双边市场的理论和模型研究,将零售商的服务纳入到模型分析,并将其内生化,以此为基础分析了零售商收取的差别化通道费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零售商对差异化产品收取通道费对其均衡价格没有影响,但是可以提高零售商的服务水平和降低同质产品的均衡价格,因而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但是,零售商对同质产品收取通道费会带来消费者福利的下降。据此提出了通道费的规制建议,并提出了关于跨国零售买方势力的规制思路。     

影响零售企业通道费关键因素的主成分分析

通道费的收取是目前我国零售企业存在的普遍现象,本文针对影响零售企业通道费的因素展开实地调查,并运用主成分分析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得到影响零售企业通道费的5个关键因素。研究结论表明,目前我国零售企业通道费的收取更多地受到零供双方市场力量方面因素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一些建议。     

超市供应商通道费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上市超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综合通道费的效率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总结出超市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的几个主要驱动因素,并分析其经济原理。在此基础上,选取检验不同驱动因素的指标,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上市超市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超市的总资产和经营成本对超市的通道费有显著影响,超市向供应商收取通道费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其市场势力和转移经营成本的动机。最后,实证研究的结果对通道费的效率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都给予了支持,表明这两种理论是不矛盾的。     

论独立批发商职能与流通渠道利益关系的调整

本文关注制造商处于相对弱势的产批零三环节流通渠道,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若不存在独立的中间批发商,强势零售商将通过压低市场价格的方式影响其他零售形式的利润,迫使制造商成为其供货商,进而通过组合式的通道费策略占有渠道利益;而独立批发商的行为具有集合供货商势力的作用,这会影响零售商的通道费策略,使渠道利益分配更有利于供货商。本文以中国7省市2004年经济普查食品饮料与烟草行业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证实批发、零售两个环节的经营能力分别与制造环节利润率存在正向和负向的影响。因此,在解决当前零供矛盾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产批零三个环节,尤其不能忽视独立批发商在平衡渠道利益关系中的特殊作用。     

国内零售业盈利模式研究——基于需求不确定性下的零供博弈分析

国内零售商普遍采取的是“前台毛利+后台毛利”的综合盈利模式,也称“通道费”模式,但这种盈利模式的形成机理尚无定论.通过对零售企业的实地调研,本文发现业内收取的后台毛利主要是零售商规避销售风险的一种手段,相应的通道费模式是零售商在一定商业风险下基于其市场势力和运营能力作出的理性选择.基于此,本文建立了一个量化了零售商市场势力、运营能力以及需求不确定性的零供博弈模型,通过均衡分析考察零售商盈利模式的形成机理.模型分析表明,如果零售商的市场势力和需求的不确定性足够高,则通道费模式就将成为固定的盈利模式;反之,通道费模式就只是零售企业运营能力积累过程中的阶段性选择.随着互联网经济技术冲击下零售企业市场势力的丧失和运营能力的提升,可以预见国内零售企业将逐步摒弃通道费盈利模式.     

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与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隐性消解

企业社会责任正式制度在很多情形下存在失灵的缺陷,回归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才是消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主要线索。文化传统通过共同价值观来影响企业家的道德观念和履责意识,其消解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方式是“隐性”的。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和”、“中庸”、“义利统一”、“宗族观”、“家国一体观”、“以人为本”等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困境隐性消解的非正式制度。     

风险投资、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溢价

现有研究多关注管理层过度自信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对影响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前因”研究较为鲜见，这种“头重脚轻”式的不对称式研究对深入理解管理层过度自信造成了障碍。文章以2012-2017年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完成的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从并购视角出发，研究了风险投资对管理层过度自信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并购后果。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活动中管理层的过度自信行为，而抑制管理层过度自信在风险投资降低并购溢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效应，上述作用在民营企业或风险投资派驻了董事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在考虑了风险投资与管理层过度自信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风险投资这一“外部”监督角色和企业董事会治理这一“内部”监督角色的交互影响对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后，上述结论仍显著成立。     

纵向市场结构与企业创新——一个文献综述

创新是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熊彼特假说”提出之后,大量的研究讨论了横向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然而近年来,随着部分行业上下游企业间市场势力的变化,学者们开始将目光转向纵向市场结构,特别是随着部分行业中买方势力的不断增强,买方势力对上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纵向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期为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进口“近邻”与集群创新：成本追逐还是质量竞争？

中国经济长期“外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对于制造业产业集群,微观企业创新动力无法转化为集群整体创新合力。以集群内部“行业内企业间” 研究视角切入,采用“近邻效应”模型深入探求邻居企业进口中间品行为对群内同行企业创新传导路径,结论发现：邻居进口对同群企业创新影响存在“成本追逐效应” 和“ 质量竞争效应”,中间品进口质量高低影响企业模仿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质量竞争效应” 的创新溢出可通过一般贸易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与市场规模渠道实现;有为政府持续创新激励和市场化导向制度改革有助于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及创新“量质齐飞”。     

关系专用性投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功效——基于浙江本土代工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土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中进行代工关系专用性投资,具有何种升级功效？针对主流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升级”与“伪升级”争议,文章基于跨国买供间关系治理理论与关系租金攫取视角的升级界定,采用浙江本土代工企业146个二元代工关系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专用性投资通过关系建构,有助于本土代工企业的关系租金攫取,具有“升级”效应;但同时会导致权力销蚀,存在“伪升级”效应。当代工能力具有较高的专有性水平时,升级效应处于主导,反之则伪升级效应处于主导。结论表明,本土代工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中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这一结论澄清了本土代工企业“升级”与“伪升级”争议,对代工企业升级的战略决策具有直接应用价值。     

商贸平台的垄断势力与垄断行为研究:基于通道费视角

在我国流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大型商贸平台商利用其垄断势力以收取通道费的形式向制造商、经销商和代理商等商户实施垄断行为.文章通过构建拥有竞争优势和处在竞争劣势的两个商贸平台商之间的价格竞争模型,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其对流通产业组织的影响.研究表明:商贸平台的垄断势力和垄断行为之间表现出自我强化的特征,具有竞争优势的商贸平台可以通过向商户收取通道费和对采购者实施低价策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水平,而且其实施低价策略的成本将完全由商户承担.在不受政策等外生变量约束的条件下,伴随着商贸平台商的市场势力增强,必然会出现收取通道费等垄断现象,从而解释为什么流通部分领域会出现了“一家独大”、“越大越强”的局面.因此,政府有必要对这类垄断行为实施规制.     

超市通道费:现实与逻辑

超市收取通道费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应受到规制的问题已成为业界和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通过对于超市业的实地调研,文章归纳了现实中的通道费模式,并指出该通道费模式与已有研究中的通道费设定有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现实中通道费行为的经济学逻辑,得出了销量的不确定性是收取通道费的根本原因以及市场势力大、运营能力弱且不愿意承担风险的超市倾向于采取通道费模式的结论。最后,文章指出通道费模式本身作为一种正常的零售运营模式,不应直接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     

“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绩效研究

利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560例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竞争优势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以及企业年龄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企业OFDI绩效的提升产生负面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母国特定优势和企业年龄对上述负面效应具有弱化作用，竞争优势效应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将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高质量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借鉴。     

互联网发展、流通专业化与居民消费扩张

探究居民消费扩张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双循环”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文章从供给侧视角出发，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传统供需体系的中间环节--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以“互联网通过增加商品供应的多样性推动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最为明显，还存在“通过降低价格水平促进消费”的价格间接效应以及“通过增加企业吸引力从而推动当地消费水平提升”的收入间接效应。同时，研究发现本地流通业专业化水平对于互联网的居民消费扩张作用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双向融合过程中的转型阵痛。研究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地区之间消费不平等的问题，互联网普及率提高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最为显著。因此，要重视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因素在推动消费市场扩张中的作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充分把握“新基建”的发展机遇，弥补本地传统流通体系阻塞的劣势。     

创业意愿如何转化为创业行为？——基于行动-状态导向作用的研究

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大学生为对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行动-状态导向调节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关系的理论模型，运用滚雪球式非随机便利抽样法进行间隔1年时间的两个阶段调查，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法等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发现，创业意愿对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行动导向的“脱离”“主动”和“持续”维度分别强化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的正向关系；而状态导向的“执着”“犹豫”和“短暂”维度分别弱化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的正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人具有行动导向时创业意愿更能转化为创业行为，行动导向这种个人特质为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提供了充分条件。以此为基础，对公共部门和大学生个人提出了策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