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进口贸易与就业增长——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以重新审视进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伴随着进口贸易规模的不断增加、进口产品与进口来源市场的多元化,中国企业参与进口贸易的程度与日俱增.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进口贸易的发展对于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微观进口行为显著促进了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从而为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微观证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零工就业与空间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平台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础,平台经济创造出大量零工就业岗位。为探究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零工就业工资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使用2020年至2021年城市的零工招聘平台大数据与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匹配,并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综合指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本地零工就业工资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对周边城市的零工就业工资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会导致本地和周边地区产生更多的零工需求,从而提高零工工资水平;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周边城市的溢出效应是局域的,且随着距离增大而衰减。在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同时,地方政府需要积极拓展投资主体,挖掘与其他城市的合作潜力,制定共担成本与共享收益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方案,构建多元化投资体系,鼓励私有企业和私有资本进入相关投资领域;政府还应为零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特别是税收优惠和资金补贴政策,帮助企业度过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阶段,并以专项法律法规政策满足零工就业人员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江苏省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研究

通过建立投入产出模型,对江苏省2002年和2007年各行业的影响力系数、劳动力投入系数、就业效应和后变异系数等指标进行了计算,发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加;第二产业影响力较大,但吸纳就业能力不强;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强,但影响相对集中。在此基础上识别出江苏省对就业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行业,并提出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寻租与企业绩效:“绊脚石”还是“润滑剂”

本文首先以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为天然的实验平台,研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寻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研究发现,针对民营企业,投资者对“八项规定”的出台做出了负面市场反应,而针对国有企业,投资者对“八项规定”的出台做出了正面市场反应,并且上述市场反应均在高寻租企业中更为明显.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寻租活动发挥了“润滑剂”功能,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国有企业的寻租行为则主要体现出“绊脚石”的逻辑,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进一步,以政府补贴为切入点,对不同产权性质下寻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寻租活动均有助于获得更多政府补贴.民营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国有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这是因为民营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可以弥补资源的短缺,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而国有企业通过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将进一步造成资源冗余,引发过度投资.     

经济增长对就业总量及结构的影响分析——以辽宁为例

为分析和评价辽宁省经济增长对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影响,本文运用就业弹性理论,对辽宁省总的就业弹性和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辽宁省经济增长对就业总量增加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符合奥肯定律,但拉动效应不大;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第二产业仍然有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潜力。     

新疆喀什地区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的现状及成因研究

创业是人们通过自主创办生产或服务项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实现市场就业的重要形式。人们通过创业，在实现自身就业和理想的同时，吸纳更多人员就业，促进了社会就业的增加。创业带动就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的“一人一岗”的就业模式，形成“一人带动多人就业”的就业模式。     

政府科技创新补贴的激励效应及其机制识别——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为实现创新驱动,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政府对创新型企业投入大量财政补贴.那么,政府科技创新补贴政策会带来企业创新行为吗?本文基于国家科技部公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微观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政府科技创新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及其实现机制进行研究.结论证实,政府对科技型企业的直接财政补贴并没有激励企业更多的创新行为和创新产出.研究发现,获得科技补贴的创新型企业实际上有两种类型行为反应,一种类型反应是,获得补贴的企业没有实施任何创新活动,这部分所谓科技型创新企业更多是通过虚假"创新信号"骗取科技型创新企业认定和财政补助;另一种类型反应是,企业的确实施了创新活动,但这种创新活动或创新产出与政府创新补贴无关,不仅如此,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值甚至还产生了显著挤出效应.     

新疆“十一五”期间吸纳新增就业的投入产出预测分析

新疆是个地域广阔的大省区，努力扩大就业一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但长期以来，对就业问题的研究只有定性的意见，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通过建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定量地研究了新疆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预测“十一五”规划期间新疆新增就业，得出相应的结论：第三产业各部门吸纳就业能力强，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第一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弱，但总产出乘数较高，对其他行业发展带动能力较强；第二产业就业效应最低。“十一五”规划期间新疆吸纳新增就业100万人以上。     

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技术创新

当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同时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时,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这是关乎政府决策取向的基本问题.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从整体上看,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互补效应,在不同的情景下,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存在替代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制度环境差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的互补效应不明显.在高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在低研发密集的样本企业中,它们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前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将促进更多的企业开展工艺创新;简政放权对企业管理创新的边际贡献要低于技术创新.本文认为,在简政放权与政府补贴存在互补效应的情景下,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缩减补贴资金、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的举措来促进企业创新,降低信贷过度的风险.     

政府补贴是否提升了粮食流通效率？——基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验证

在粮食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政府补贴作为支持和引导粮食行业转型发展的直接手段,对于粮食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营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利用我国粮食企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有助于提升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粮食企业以及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表现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粮食流通改革强化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在市场化发展处于高水平、一般水平和低水平阶段时,政府补贴对粮食企业流通效率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处于高水平阶段时最大,处于一般水平阶段时次之,处于低水平阶段时最小。因此,现实中应该重视政府补贴的有效激励效用,以最大化政府补贴对于粮食企业流通效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以及针对企业性质和地区异质性,实施差异化的补贴方式,以最大化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与企业精准扶贫投入

地方政府为如期完成精准扶贫任务,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是否会将其压力转移到企业?基于2016-2018年上市公司手工收集的精准扶贫数据,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在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企业精准扶贫投入越多,且在控制了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后依然成立;(2)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财政压力对非国有企业的精准扶贫投入影响更大;(3)良好的市场化环境削弱了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越小;(4)进一步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精准扶贫投入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在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或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地方政府需注意企业承担精准扶贫任务的“适当性”。     

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争议,在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补贴这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再次引起热议。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约束了中国政府补贴的规模和空间,从而抑制了补贴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此外,基于企业和产业异质性视角,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主要抑制了补贴对国有企业、内资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和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     

人才租赁三方模式对雇佣关系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人才租赁条件下雇佣关系由传统的两方模式向三方模式的转变 ,并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说明雇佣关系三方模式下短期雇佣的合理性。由于现实对短期用工的需求越来越强 ,人才租赁的出现不但降低了交易成本 ,而且对用人企业和求职者都有好处。     

Differential Mode of Statu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n Analysis on Its Impact on Employee Engagement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ential mode of status,” which is created by the dual-track employment system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major hindrance for employee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workplaces. Drawing upon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status” theory,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ial mode of status,”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d sense of belonging, and employee engagement. Then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l mode of status” influencing employee engagement is discussed. Lastly, coping strategies are brought forward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ow work devotion especially i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互动: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对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了两种负面影响:一是降低了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二是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没有构建起吸纳劳动力,特别是传统劳动力就业的机制,一遇外部冲击便会倒逼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使重化工业战略更加得到强化。因此,应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Unemployment governance,labour cost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labour cost on earning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 We use the average wage of employees in firm level as the proxy for labour cost. Firms with rising labour cost becom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neg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to conceal profits or report losses. The effect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abour-intensive enterprises, firms in high unemployment-rate regions and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of Chinese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firms get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 preferences and reduce the excessive employment through negative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weakens the policy effect of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Overall, our conclusions are meaningful to the reform of unemployment governance, the standardisa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behaviou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A race to the bottom?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ommon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is that it leads to a race to the bottom. Specifically, it is assumed that multinationals invest in countries with lower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that countries competitively undercut each other's standards in order to attract foreign capital. This paper tests this hypothesis and finds robust empirical support for both predictions. First, a reduction in employment protection rules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urthermore, changes in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have a larger impact on the relatively mobile types of FDI. Second, there is evidence that countries are competitively undercutting each other's labor market standards.     

市场化条件下的妇女就业及其劳动权益保护——对上海非公有制企业女工的调查

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2002年的调查资料,介绍上海市非公有制企业女工的工资报酬、她们所享有的一般劳动权益和特殊劳动保护权益.在市场化条件下,现有的法律和法规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作用呈现减弱的趋势.呼吁全社会在关心妇女就业的同时,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     

我国农民转移就业的空间区位选择

我国富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鉴于过去30年我国八成以上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不仅没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缩小。反而导致城乡差别明显扩大。孕育了难以转型的农民工特殊社会群体,今后应当把转移农民就业渠道的重点放在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上,即实行农民的就地转移。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公平竞争规则:关切、安排与应对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旨在取代中国与26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中欧之间构建全面、综合、高水平、自由化的双边投资制度安排,其谈判完成具有历史性意义。公平竞争规则涉及国有企业、补贴、产业政策等敏感领域,曾一度是谈判难点。竞争中立在一些区域自贸协定中扩展到投资领域,表现为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母国施加特殊规制性安排。中国对特殊安排做出重要承诺,但并未接受有实质影响的额外约束,既促成谈判收官,也能够保障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核心利益。欧盟近期的外资和法律政策呈现阶段性保守的新动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对高科技、战略性领域的关切具有所有制歧视色彩,针对外国补贴可能引起内部市场扭曲的《关于外国补贴方面建立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对国企的海外投资有潜在风险。为此,我们应在国内层面进一步厘清政企关系,对“国家安全”进行清晰界定,在多边、双边、区域层面继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同时加快升级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并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标本兼治,内外兼修,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