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化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定文本覆盖、法律约束程度和条款深化形式三个维度量化区域贸易协定中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并使用2000—2018年OECD-TiVA数据库提供的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研究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数据流动规则深度显著促进了缔约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机制检验显示，贸易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数据流动规则深度促进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渠道；细分贸易成本后发现，数据流动规则深度通过降低出口目的国信息成本和监管成本促进了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文章还从不同国别、行业、贸易协定、缔约时点和贸易关联程度五个视角，检验了数据流动规则深度对服务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异质性促进效应。该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是，我国应按照不同缔约伙伴、行业、数据流动规则条款构建差异化的贸易谈判策略，在与其他国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尽快引入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剖析——基于服务贸易增加值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这一新的国际经济特征下,一国生产过程实现的产品价值增值日益受到重视,这使得基于贸易增加值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更具客观性与准确性.本文以我国服务贸易现状为基础,分析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存在"大而不强"的特征,并基于此,从增加值视角着重考察了我国服务贸易当前的国际地位,尤其是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显示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现增加值核算方式下我国服务业贸易比较劣势被进一步放大,指出未来应优先发展国内附加值较高的服务细分行业,积极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位置;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国际市场范围;遵循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需求导向的服务业发展方向,探寻新的服务业贸易增长点.     

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

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对涉及42个国家(地区) 2000—2014年的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指标数据库考察了RTA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条款总深度对增加值贸易关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服务章节引用《服务贸易协定》相关规则、包含国民待遇条款、允许无商业存在条件下提供贸易、允许自然人流动以及包含审议条款能够显著提高缔约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关联。进一步研究发现:一方面,经济水平发展相似的国家深化服务贸易条款深度可以获得更高的增加值贸易关联水平;另一方面,服务贸易条款深度一体化可以通过削减双边国家的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出口预期信心,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吸收来自国外高效率的生产环节,提升双边国家的价值链嵌入水平。     

中俄贸易的国际贸易理论实证分析

中国和俄罗斯同属于"金砖四国"(BRICS),并且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大国和战略协作伙伴国。文章考察了较长时间跨度(1992～2007年)中俄之间贸易发展的整体状况及不同细分产业的特征,应用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对中俄贸易商品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展望两国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比较优势商品的贸易;发展产业内贸易,减弱俄罗斯技术优势;全面部署能源战略,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性。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我们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从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到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     

中国与印度贸易关系的测度和分析

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基于产品附加值测算了中印间竞争互补性和贸易紧密程度。结果显示:中印间贸易虽然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但是印度所受到中国的贸易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低产品附加值增速最大,印度对中国产品贸易结合度日益松散。因此还进一步比较了中印两国在世界市场的出口表现,中国在英国和德国市场上出口增速和竞争力提升优于印度,但在两国最大出口市场美国市场上,印度表现优于中国,未来两国贸易可能面临持续的冲突。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近几年兴起增加值贸易核算因为能消除"统计幻象"、规避中间产品重复计算、准确反映各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利得与出口绩效而受到广泛关注。同时,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其真实出口竞争力与世界最发达的美国的比较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本文基于贸易价值增值的视角,利用最新的OECD增加值贸易数据库(Ti VA)分别用国际市场份额MS、显性比较优势RCA及出口相似度ES三个指标对中美两国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进行评估和分析。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与中间产品贸易关系——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考察

文章基于Ngo Van Long等(2005)的分析框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影响中间产品贸易的内在机理。然后,运用中国中间产品贸易1998～2009年的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的进口能促进中间产品的出口,对中间产品进口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较为明显;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使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出口增加,高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出口减少。     

国际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WWZ分解核算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际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存在小世界特征,服务国内增加值的发展集中在贸易深度上并呈现出稠密化趋势,而服务国外增加值的发展在贸易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体现,这有利于加深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推动价值链条延伸;历年该网络可划分为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代表国家的欧洲、北美洲和亚太三个服务贸易群;德国和美国在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全球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逐步实现了从国际服务贸易网络边缘向核心的转移,但与德国相比仍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采用我国国内出口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衡量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出口的实际收益,对和我国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二十六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创新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我国向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呈正向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创新指数与我国出口实际收益呈反向关系。基于此分析结果,我国企业应不断提高创新水平,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于进口高端商品的需要,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商贸交流。     

增加值贸易框架下的中国制造业出口供给侧结构测度及动态演进

本文以增加值贸易框架为基础，构建了适用于供给侧视角的测算体系，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供给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考察，并从增加值出口载体、供给的下游行业以及国别流向三个维度解构分析了其动态演进特征。研究发现，部分低技术和中技术行业对中国出口供给的增加值持续下滑，在出口生产体系中的供给地位趋于边缘化，还面临产能过剩等问题；高技术行业表现出一定的升级趋势，但对高级复杂中间品等的供给能力仍较为欠缺。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供给侧结构趋于高级化，但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波动使该趋势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制造业要避免尚未全面进入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却被挤出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局面。     

中间产品贸易视角下中国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WWZ(2014)构建了中国吸收的东亚出口国中间产品增加值和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出口国增加值指标,以此分别反映中国的东亚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和加工贸易出口枢纽作用。结果表明:1995-2011年期间,中国吸收的东亚中间产品增加值和加工贸易出口隐含的东亚增加值均呈波动性上升趋势;中国主要以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形式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但重要性有所下降,而加工贸易出口枢纽地位尽管较低,但整体有所加强。中国吸收的日韩台(地区)增加值上升速度低于中国吸收的印尼增加值上升速度,且印尼对中国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的依赖性较高。但无论作为中间产品市场提供者还是加工贸易出口枢纽,中国在纺织业及纺织制品业等少数低技术行业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有所减弱,在中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对东亚各出口国的影响显著增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对2002—2012年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得知,美国对中国主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双边贸易结构呈现互补性,同时在机电产品领域存在一定的产业内竞争。从资源禀赋、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阐释了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并对中美贸易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生命周期法视角下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碳排放分析

本文运用生命周期法对2009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行了分析与核算.通过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商品碳排放的定量分析,揭示了中国出口美国商品贸易对中国国内碳排放的影响,以说明区别对待两国碳排放责任的必要性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中日贸易分析——基于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致使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无法准确评估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贡献。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通过传统和增加值两种核算方法,对中日双边贸易收支情况,双边贸易重要性差异,出口结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增加值核算方法下的双边贸易更趋平衡;双边贸易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在下降,对日本而言则在上升;双边中间品出口增长显著,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在两国之间不断深化;传统贸易核算方法高估了中日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尤其是制造业贡献率;中日贸易互补性明显,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而日本的优势则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上。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动态变化及国际比较——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采用KWW方法并基于2016版WIOD数据测算出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加值,以此为基础重新估算了2000-2014年中国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时期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总体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差距在逐渐拉大;按要素密集度进行分类测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则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巴西和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