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BIT谈判看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完善

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意在推进中美BIT"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试点。与中美BIT谈判的负面清单及格式文本相比,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差异。本文提出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需要从进一步减少投资限制、扩充负面清单的架构、规范不符措施的内容、提高负面清单透明度多个方面落实。     

完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几点建议

采用负面清单的区域贸易和投资协定已成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主流模式和发展趋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必须依照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进行设计与完善,才能对接我国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国际投资规则视阈下的负面清单法律定位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化和法治化跨境投资规则体系的初步尝试。在没有既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遵循国际化和法治化指导思想,选择合适法律路径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尽管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我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但由于中美BIT与上海自贸区投资规则存在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内在联系,自贸区应前瞻性对接中美BIT谈判条款,从负面清单法律属性着手,明确负面清单的制订应遵循透明度原则,保持负面清单在框架和内容上与国际投资规则相协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是其亮点也是难点。"负面清单"模式是国际贸易或投资协定中做出义务承诺的一种方式。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模式是正在进行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谈判模式的先试先行。本文将探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相关的法律问题,如"负面清单"是否包括了未来出现的产业,"负面清单"内容是否可增加及这样做可能的理由,对"负面清单"内容发生理解纠纷的解决机制等。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成就、经验与提升战略

2023年是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自贸试验区建设布局及层次性构建基本成型,政策支撑体系初步完善,关键制度创新设立,中国特色的自贸试验区制度体系初步建立。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面临着诸多挑战:制度系统集成创新空间遭遇瓶颈,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自贸试验区区间以及区内外联动特别是企业联动效应不明显,与国家战略契合度仍有待提高。为此,要进一步扩大自贸试验区改革自主权,拓展自贸试验区制度系统创新空间;进一步发挥自贸试验区承载国家战略的平台和试验田功能;抓紧研究制定自贸试验区区间以及区内外企业产业联动有效机制和政策措施;持续完善本外币一体化自由贸易账户制度,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级;尽快推动自贸试验区版本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落地,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管理制度变革问题与突破

正2013年,我国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代表的外资管理制度变革初步展开,重点围绕"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通过"试验田"方式试行国际规则,积累外资管理经验,为我国顺利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做准备。然而,这仅仅开启了我国外资管理制度变革的序幕,后续如何落实创新举措、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模式下事中事后监管

我国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在本质上给外资和内资企业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制环境,这种管理模式顺应了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相契合。在负面清单模式下,我国政府监管体系在理念、体制和效果上面临重重挑战。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以开放投资为起点,以开放促进改革,政府管理由事前审批逐步转为事中事后监管,最终落实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负面清单模式的完善不仅应着力于修订负面清单文本,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自贸试验区的事中事后监管在理念转变、立法完善、监管主体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从转变监管理念、完善立法、构建信息平台、监管主体多元化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等方面对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国际投资市场准入“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研究——以美国晚近缔约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

投资准入规则是平衡国家经济监管权和开放投资义务之间的重要砝码,核心是准入阶段外资的待遇标准。目前最先进的外资准入模式是"负面清单"基础上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外资准入阶段不适用国民待遇原则的特别管理措施规定的汇总,其中最具谈判空间的是"不符措施"。不符措施以附件清单的方式,列明缔约各方针对具体产业部门,维持现有和未来采取背离国民待遇的措施。在中美BIT谈判中,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列出恰当的负面清单,将外资准入国民待遇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而中国未来国际投资条约签订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以投资便利化为目标,灵活地选择准入阶段外资待遇标准。     

中美BIT谈判快速推进下的冷思考

自2008年6月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上中美双方领导人就正式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共识以来,谈判已经进行了九轮。但在九轮的谈判中,双方仅限于技术性磋商,进展缓慢,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分歧较大,主要集中在美国范本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这两个问题对我国现有经济管理体制和外商投资政策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中美之间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似乎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的法律问题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举措之一。国民待遇的例外、市场准入的例外以及当地存在的要求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涵盖范围;市场准入的例外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管理措施,还包括效果上的管理措施;当地存在与商业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跨境货物贸易与跨境服务贸易之间的界限值得厘清;兜底条款可纳入清单但适用应当谨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背景、核心、自贸区建设关键因素及相互关系,指出:渐进式改革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必然选择,发展离岸金融是上海跨越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并由上海清算所实现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统一清算、结算、交割,同时监管银行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头寸,动态调整渗透程度;此外,上海清算所还可以在自贸区试点以大宗商品场外交易为核心的OTC市场作为国内期货市场配对交易、现货市场创新交易、规避风险的完善和补充,使各交易主体打通基于国内外金融衍生全品种的风险管理体系,更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风险、发现价格。     

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适用

鉴于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未明确允许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适用,区内的企业难以真正享受自由贸易区的零关税或优惠关税政策。这不仅会抑制自贸实验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就业的政策预期,也不利于上海建设国际性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应通过原产地规则的立法完善尽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适用,让区内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获得出口退税、进口保税和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等更多的叠加性政策支持,加快政策的衔接应用。     

WTO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区,而是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建立的国内特殊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贸易组织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一线监管放开"的上海自贸区不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避风港,上海自贸区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建设,严格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利用"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方面为促进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提供示范效应,并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协调提供实证支持。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Background,Developments and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nitial Impacts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SPFTZ) founded one year ago is a trial for China's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has promised liberalisation on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as its main objectives. Here, we discuss why China adopted such a pilot zone after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the SPFTZ and other free trade area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SPFTZ in the past year. We also mak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SPFTZ's initial impacts, especially of its impact on China's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and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SPFTZ and more pilot policies replicated in China will give rise to a more balanced Chinese economy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南美沿海型和内陆型自贸区实践与我国自贸区建设

南美科隆、马瑙斯自贸区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自贸区实践之一。科隆自贸区是沿海型自贸区的典型,它拥有优越地理条件,实行最宽松自由的自贸区管理模式,成为美洲国际货物转运和航运中心。马瑙斯自贸区是内陆型自贸区的典型,它通过宽严适度的税收减免措施使之发展成为内陆外向的加工贸易中心。科隆自贸区的实践不但直接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而且对我国其他申请中的沿海型自贸区建设有借鉴作用。马瑙斯自贸区则对我国申请中的内地型自贸区建设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修订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方应采取的立场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修订中涉及国家主导型经济体的内容对中方的影响有限。面对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日益增多的形式,本文认为中国应该支持多哈部长宣言第22段倡导的基于肯定清单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以此为基础与美国及其他经济体展开投资自由化谈判。本文最后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法律监管问题研究——基于上海自贸区的分析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中国的改革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仍在肆虐的当下,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尚需要强力且高效的法律监管。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世界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认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应基于保护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且监管应考虑成本和效果的平衡,监管指标不宜过于复杂。     

构建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疏纡

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需要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深度开放的市场,而商事纠纷数量也会随之快速增长。作为使用率最高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仲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仲裁的服务质量将影响北京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和法治化程度。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仲裁行业的发展状况还会直接反映自贸试验区市场的开放度。因此,构建北京自贸试验区商事仲裁机制,应对《仲裁法》滞后性引发的临时仲裁效力、仲裁裁决籍属等实践问题,是北京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