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任期、标尺竞争与公共品投资

本文利用官员任职期间的晋升预期差异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地方官员面临的政治晋升激励及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对于城市公共品投资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官员倾向于在任职关键时点增加具有短期增长效应的经济性公共品投资,而具有长期投资属性的社会性公共品投资则随官员任职年数增多而减少,这意味着官员晋升激励对公共投资产生了推动效应.此外,在官员晋升激励更强的城市,经济性公共品投资的地区间策略互动更强,从而验证了标尺竞争机制,但该机制并未出现在社会性公共品投资上.最后,地区发展阶段差异导致官员的公共品投资行为出现异质性:晋升激励推动东部地区更多投资于社会性公共品,而中西部地区更多投资于经济性公共品.这意味着在社会性公共品供给上,地区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财政分权、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

分税制以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政治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到地方政府。政府行为的市场化不仅为地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推动力,也为地方政府官员运用现有权力和可控资源进行寻租提供了可能。从地市级层面上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并将官员腐败纳入地方政府产生干预行为的动机,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多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银行信贷干预行为,会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地市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腐败都会对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三种利益动机驱动下产生的信贷干预行为的影响程度同样存在差异,其中晋升激励和腐败行为的影响更大。     

省以下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环境质量:理论与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环境污染恶化并存的现象,本文构建了引入环境质量因素的多维晋升激励政府间竞争模型,解释中国环境质量下降的形成机制.本文利用2004～2010年河流水质监测面板数据,匹配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两种形成机制.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上升,促使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监管力度,增加污染物排放,降低地方环境质量.两种机制对环境质量下降的扩张效应具有替代效应,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则不确定.     

论绩效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领导行为的影响——从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一种更以绩效为基础的官员考核和晋升体系的存在,对地方官员在他们任期内具有战略意义的时间点上增加政府开支以提升自己的晋升前景形成了一种激励。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地方官员对政府预算支出的控制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为地方领导人在他们任期内的关键时刻战略性的加大财政支出提供了可能性。为此,试图以地方政府预算的制定为角度,从理论上探究以绩效为基础的干部考核和晋升机制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行为的影响。     

浅谈员工“积分制”晋升激励模式的企业应用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内部晋升作为企业“留人”机制的重要一环，为企业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人才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立足烟草企业管理特点，以A单位为例，主要从引入“积分制”内部晋升模式的角度，分别从烟草企业员工晋升管理现状、“积分制”晋升激励模式的现实意义、应用问题以及应用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通过总结提炼A单位的实践经验，力求为烟草企业“积分制”晋升激励模式的落地提供借鉴。     

我国企业晋升激励有效性问题与对策研究

晋升可以实现企业内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又能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本文对我国企业传统晋升激励的弊端与挑战进行分析,从晋升依据、晋升路径与晋升程序三方面提出了改善晋升激励有效性的相关建议.     

基于职务晋升公正原则的激励作用研究!

职务晋升是企业一种重要的激励措施,本文分析了职务晋升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措施的积极作用与负面效果,提出了晋升决策的公正原则,指出晋升决策的结果公正性、程序公正性与交往公正性是发挥职务晋升的激励作用、消除晋升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重要措施。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2007-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不仅可以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影响晋升激励间接抑制技术创新的发展。建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厘清财权事权的界限，并将官员晋升指标多元化来弥补晋升“锦标赛”的缺陷，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向好发展。     

职务晋升机制对国家公务员的激励作用

职务晋升机制对公务员行为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但从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实际情况来看,职务晋升机制的激励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职务晋升机制对公务员行为影响的原因和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前制约职务晋升机制对国家公务员行为发挥激励作用的三个主要因素,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个基本思路。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地方政府义务教育供给

我国财政分权的实践在不受"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约束的条件下,不能促进义务教育的供给.本文使用1978-2008年28个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情况.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供给起负作用,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扩大义务教育供给和发展经济增长处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原因在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晋升激励下,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方面的支出而压缩短期内不拉动GDP增长的义务教育支出.另外,本文发现财政分权对教育供给存在地区差异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了一些政策启示.     

财政压力、经济刺激与以地引资——基于工业用地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尽管我国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往往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反映了官员的行为驱动机制。本文基于2006—2015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约34万宗工业用地出让的微观数据,按是否低于政策规定的最低出让价为标准,将工业用地出让划分为以地引资性质出让和正常出让两类。文章借助经济刺激政策的外生冲击,考察了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策略,并探讨了官员特征对出让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会显著减少地方政府以地引资性质的工业用地出让。而当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尽管财政压力增大,但由于体制外融资渠道增多,财政压力对地方政府以地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明显减弱,导致地方以地引资的出让面积显著增加。从官员的晋升激励来看,在刺激政策实施后,任期更长的官员更倾向于增加以地引资的工业用地出让。因此,应合理安排中央与地方的财力与事权,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式,同时构建起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干部考核制度。     

公共选择视角下转移支付中地方政府行为探究

中国不规范的预算管理制度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使得转移支付在省以下的分配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地方主要官员的财政支出偏好。官员行为逻辑的一个理论背景是追求预算最大化。但在中国,由于官本位制的传统影响和官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追求晋升成为其最大的激励。在当前委任制体制下,政绩和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偏好的效果成为获得晋升的主要标尺,因此,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偏好主要受政绩和上级政策目标的约束。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利益偏好与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的集体利益偏好就是追求预算外收入。以此为逻辑起点,利用1985—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表明,官员集团(尤其是中下层官员)"预算外收入"的集体利益偏好与高层官员"政治晋升"的个体利益偏好、地方政府的利益激励与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高度共融。不同时期差异显著:1993年以前,地方政府追逐预算外收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反过来会抑制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扩张;1993年之后,二者相互促进,且预算外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大于之前。根据两阶段的实证结果差异,可以进一步推知,对于整个地方政府而言,政治晋升激励优先于以预算外收入为主要表现的财政激励。随着现有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负效应尽显,经济转型亟需优化对地方政府的效用偏好,并增强财政约束与施政过程监督。     

晋升激励机制下我国不同级别官员的努力程度比较分析

我国的官员激励机制主要是晋升激励机制,这种晋升的激励机制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委托人提供给代理人晋升机会激励下,代理人之间展开了努力工作与否的博弈。当这一晋升的激励给代理人带来的激励强度足够大时,代理人之间就不会形成合谋,而是努力工作以期获得更高的成功概率晋升到更高的职位。当不同级别的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强度都超过努力与否的零界值时,各级官员都会选择努力工作。然而这种努力程度有一定的差异,通过努力力矩的比较可以得到不同官员级别间努力程度的比较序列。     

隐性激励:晋升与更替——一个理论综述

激励问题是管理会计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从显性激励转向隐性激励研究,对企业发展举足轻重。文章归纳和梳理了隐性激励的相关文献,详细阐述了晋升、管理层更换与政治晋升的概念和理论,并对国内外文献进行评述。     

晋升激励、金融市场化与担保圈现象

近年来,担保圈现象成为影响公司稳健运行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本文研究了担保圈问题的形成机理。结果发现,晋升激励越大、金融市场化水平越低,企业加入担保圈的可能性越大。控股股东的侵占风险越高,晋升激励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影响担保圈形成的作用更强。晋升激励主要影响国企加入担保圈的行为,而金融市场化水平主要影响非国有企业加入担保圈的行为。本文揭示了担保圈的形成机理,对于新常态下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治理提升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具有一定的启示。     

政治周期、选择性环境管制与环境绩效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和整体博奔方法,对我国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认为,在晋升锦标赛和现行激励体制下,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方面偏好于选择性执行,并且中央政府无法对地方官员机会主义的整体博弈行为进行处罚,因而表现出环境管制的政治周期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两会"召开周期与能耗强度的周期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政治周期对能耗强度的降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城市群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研究

区域一体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已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文章从中央政府基于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出发,并实证分析了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几大城市群,探索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选择区域一体化或者市场分割背后的原因和条件。 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选择取决于自身努力的外部性。 若地方官员的努力具有正外部性,则官员会倾向区域一体化,反之则偏好市场分割。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内在形成机制分析

本文以地方政府理性人为假设前提,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官员晋升硬约束和社会监督软约束的行为选择,并进一步研究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内在形成机制。     

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但存在创新过程漫长、风险极高等问题，如何有效激励高管合理配置创新研发投入成为研究焦点。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近万个样本为依据，分析不同的激励方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合中国高管激励实际情况，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四种激励角度分别研究其对创新投入影响，以及通过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探究高管激励、风险承担和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的四种激励方式均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随着时间的迁移，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的长期作用更明显。对研发人员的投入实施股权和晋升激励的作用相对较显著；在影响机制中，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发挥遮掩效应，晋升激励增加了高管对极差风险的承担能力，进而积极影响研发投入强度；股权等显性激励相对比晋升等隐性激励，更能够通过承担极差风险的中介作用影响研发投入。因此，股权激励在面临经营风险时对高管的研发投入决策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