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国家的电价调整机制

根据管制理念或期望目标的差别,管制经济学把垄断性产业价格监管方式分为两种:"成本加成"和"上限制"。前者侧重于直接控制被管制企业的成本和资本报酬,因而也被称为"基于成本的管制",属定期调整机制;后者在一定期间并不直接控制被管制企业的成本(包括资本的成本--正常利润),而是侧重于效率的提高,进而实现价格的有效控制,所以也被称为"基于绩效的管制",属政府监管规则范围内的企业自主调整机制:由于发电环节极易出现由燃料市场价格大幅度波动导致的燃料购入成本失控,因此,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电价监管还同时引入了"电价与燃料价格联动"的即时自动调整制度。     

所有制、迁移成本与环境管制——来自重庆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治理环境问题过程中,如何规避环境联邦主义恶果,协调利益冲突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地区竞争的理论框架下,本文检验了所有制和迁移成本对环境管制的影响.一方面,地区竞争促使地方政府为了吸引资本流入而降低环境管制标准.特别地,外资企业在招商引资中具有正的“外部性”,这弱化了环保部门对外资企业的管制力度.另一方面,环境管制需不妨碍地区经济增长的要求使得地方环保部门的执法行为颇具选择性,试图经由选择性执法来凸显环境政绩.利用重庆市工业企业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就环境行政罚款概率而言,外资企业比私营企业低3.5个百分点;企业迁移成本越大,被处罚的概率越大.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在实践中,重庆市环境管制表现出“竞次”的结果.同时,企业迁移成本已成为环保部门选择性执法的重要参考指标.     

公用事业产品定价的成本监审

公用事业产品具有服务层面广、影响范围大的特点，它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因此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的变动历来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政府价格管制的关键在于发现真实的成本水平，如何保证企业经营成本的真实有效，更大限度地消除价格管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成本监审过程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我国电信行业的垄断及改革的初步分析

中国电信产业壁垒高筑不仅来自市场因素作用,更加重要的源自不合理的政府规制。政府规制的存在,使得电信价格在电信成本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刚性。分析中国电信垄断经营和行业组织情况,探讨了不合理管制背后的原因,提出一些促进电信改革,矫正政府管制行为的若干建议。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问题研究

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市场失灵原因和政府管制机制存在缺陷,使得自然垄断领域普遍存在低效率、寻租和分配不公以及损害消费者利益之问题,不利于经济之发展.因此,有必要对自然垄断行业之政府管制进行改革和制度重构,适度放松管制和引进有限竞争.     

经济漏失率与管网供水企业的管制

由于管网供水企业的国有制和政府经营特征,我国供水行业普遍存在成本结构不合理,漏损过高等问题,企业运营及投资效率低下。在与英国供水行业管制现状比较的基础上,说明了目前国内管网供水行业的成本结构及主要存在问题,对供水企业的效率进行了初步探讨,并为政府的调控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企业预算约束硬化

行政性进入壁垒保护下的企业实际上是行政性垄断企业。除了公有制本身会导致这些企业出现软预算约束外,行政性进入壁垒的设置与政府管制会强化预算软约束,即这类企业在亏损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救助,企业的冗员更不容易释放。而拆除或降低行政性进入壁垒、引入竞争者或允许行业竞争,有助于硬化行政垄断企业的预算约束。     

建立成本监管体系 提高价格监管效率

成本监管是价格监管的基础和核心。不同行业的特点和价格监管的方法不同,因此,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监管机构针对各管制行业,分别建立了成本监管体系,并且特定行业的价格和成本监管由同一业务部门负责。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类似的体系,定价成本的分类、核算仍主要沿袭通用财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政府管制价格的制定缺乏成本基础,是导致消费者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为此,本文对政府管制价格中的成本监管问题做一初步研究,以期推动我国各管制行业定价成本监管体系的建立,提高价格监管的效率。     

基于完全成本法下的自然垄断企业定价成本核算

完全成本法下自然垄断企业成本核算存在诸多弊端,提供给管制机构的成本信息缺乏可靠性,因此政府依靠其成本信息核算的定价成本存在不合理性。本文在完全成本法基础上,对各成本费用进行定性定量剔除,甄别出合理定价成本。有助于自然垄断企业通过涨价转嫁成本实现高额垄断利润。     

贸易成本、技术选择和外资出口企业转型——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视角

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大多数.通过将异质性外资企业的转型决策引入标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从贸易成本角度阐释了异质性外商投资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机制,模型表明:过度的可变贸易成本补贴会减小低效率企业转型激励,而适度的研发补贴却能鼓励外资企业转型升级.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资本劳动比的情形下,外资出口企业中出口密集度较大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以及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较低.通过支付更多的固定成本,外资企业能够通过使用高端技术进行出口转型.该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保持一致.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该控制对外资出口企业的可变成本优惠,补贴外资出口企业的固定研发成本,培育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辅助外资出口企业转型.     

2010年中国CPI:上半年涨因与下半年走势

本文认为,2010年上半年中国CPI上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粮食和鲜菜价格上涨.其原因主要是全国较大范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粮食和鲜菜减产与减产预期.二是居住类物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其主要原因是购房价格的持续上涨和短时间内开征房产税的预期.下半年CPI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于不乐观的农业生产形势.减缓上涨压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上半年推动CPI上涨的一些因素的消失,居住类物品和服务价格的趋于稳定,生产价格对CPI推升作用的减弱,以及国内粮食储备充足和主要国家CPI涨幅不大.     

RFID在供应链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供应链物流管理对提高物流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而物流信息技术是供应链管理运作的支撑平台和基础。RFID可以很好解决供应链物流管理中的底层数据采集的"瓶颈"难题。     

论机场在航空市场中的核心营销价值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用航空事业的高速发展,各机场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其中市场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在城市越野:后节油时代的越野动力

城市越野:向欧美靠拢 4月仿佛是中国车市的"多事之春",发改委又一次"顺应"国际形势上调了国内成品油的出厂价和零售价,新的消费税政策在万众瞩目中上马,汽车价格也呈现国产大降、进口大涨的两边倒局面……几乎没有人怀疑SUV会因此受到重大打击,但我们把目光放到同样曾经走过或正在面临"高税"、"高油价"、"能源紧缺"等事件的欧洲,情况又并非如此.     

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思考

农业信息化是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支撑,特别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目前我国农业信息化的状况和发展速度远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其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未充分发挥出来,本以当前的农业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探讨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问题,在认真分析我国农业信息化的现状和所面临风险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现实途径。     

浅谈平衡计分卡在股份银行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股份银行要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仅依靠财务指标来全方位衡量的经营绩效是难以满足其战略性发展需要的,考核出的结果和奖惩与银行战略目标难免出现较大偏差.平衡计分卡在财务指标以外引入客户、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因素,实现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相互补充;同时以企业发展战略为导向,将企业长期战略规划融入考核评价系统,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衔接,增进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因此,探索在股份银行应用全方位的,基于战略的考核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显得非常迫切.     

苏中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消费生活方式演进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生活方式必将逐渐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向更高层次的未来生活方式的目标模式演进.通过对城市化不同阶段苏中地区农民消费生活方式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农民的消费生活方式至今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需求的增长,从而制约了社会的和谐发展,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这也导致了即使是进入城市的农民,也不能实现向享受现代文明的新型市民的转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农民消费生活方式的演进.     

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股权分置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行为与证券市场长远发展的制度性症结。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实质是利益的再一次重新分配,也是一个制度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在证券市场上达到“帕累托优化”或“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本文通过股权分置变革的制度需求分析,认为在股权分置变革中,应充分尊重制度需求主体的意见,使其达到较高的“满意度”,以保证改革的收益最大化,尤其要尊重股票历史成本的形成机理;通过股权分置变革的制度供给分析,认为在股权分置变革中,政府或准政府应权衡利弊,降低改革成本,预期改革收益,尤其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通过股权分置变革的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分析,认为在股权分置变革中,应把握全局性,着眼于系统性,尤其要依法行事,法理清晰,调整国有资产方面的法规和政策,删除过于僵硬化的规定,修改并协调现行《公司法》、《证券法》等。     

Central Banking in the English Provinces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feature of Britain's industrialisation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was the persistence of small-scale production and producer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small businesspeople had a striking presence in the local economy and society. However, relative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is sector of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scale and small craft businesses in one area of rural lowland Scotland between c.1830 and c.1900. Issues examined include firm size, capital investment, profits, multiple business strategies, persistence rates, the independence of producers, and formal organisation among these small businesspeople. The micro and small-scale business sector in this area is found to share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groups in other contexts. An internal diversity was also found, with producers merging with the world of wage labour at one end of the spectrum and the ranks of established enterprise at the other. This feature was reflected in the social standing of the small business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