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扩张偏向是否引致了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

本文选取1997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的非线性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联,财政支出冲击、税收冲击和政府预算冲击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三区制特征;区制1状态下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会加剧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总体贸易收支的恶化,此时财政扩张偏向与贸易收支呈现"双重赤字"联动;而随着财政收入的提高和预算平衡的改善,在区制2和区制3状态下,财政支出冲击会引致加工贸易的持续改善,长期内财政扩张偏向的"双重发散"效应正逐步显现。     

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行为激励初探

中国目前地区财力的巨大差异,客观上要求稳步提高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而现行财政预算体制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约束相对有限.本文在地方政府内生化财政选择背景下考察了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财政行为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总体上对提高落后地区人均财力有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地方的征税积极性,另外,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可能助长了地方财政支出更加偏向于行政性支出.本文认为政府间财政分配体制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对地方征税行为和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优化的激励机制.     

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支撑.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是解析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中国285个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结合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探究了"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激励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却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也不利于促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机制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通过"以地拓财源"和加强税收征管等方式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讨论发现,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改进制度条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促进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分税制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努力吗? ——基于税收分成、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三元视角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税收分成、 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机制,并基于1998～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分税制改革后政府间财政分配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转移支付不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水平.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努力激励作用为负,专项转移支付同样会抑制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努力积极性.(2)税收分成比例和地方财政努力正相关,且不同税种的分成比例对财政努力影响具有差异性.(3)预算外收入的大量存在抑制了地方政府筹集预算内收入的积极性.(4)财政净流出地区少量的转移支付能够提高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财政净流入地区转移支付对财政努力具有负向影响;税收分成对财政努力正向影响,且相比财政净流出地区,净流入地区更小.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激励与预算外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的影响.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规模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从而加重当地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其次,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第三,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负相关,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并不一致.     

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实证研究

地方政府作为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其供给行为受到自身财政激励的约束和引导.在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获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发现:支出方面,地方政府确实存在依据户籍供给公共服务的倾向,流动人口受到歧视;收入方面,财政资源的分配没有与人口流动相匹配,表现为一个地区流动人口的增加导致其人均转移支付和人均税收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两方面的结合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财政激励扭曲的现象.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来源于财政制度设计.为矫正不当的地方财政激励,提高地方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改进相关制度设计已成为关键.     

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政策实验

本文基于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构造了强度类DID模型,借助所得税分税关系调整的外生冲击测度财政压力变化,并使用来自城市一级的卫星灯光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地区灯光亮度.研究还发现:第一,在财政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财政压力的经济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房地产等地方高税行业的发展,而这种趋向于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降低地方经济增长多样性,增加宏观经济风险;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形成的财政压力,约束了地方政府过度的支出竞争,但以土地收入为资金支持开展的税收竞争仍普遍存在.本文的研究在支出分权和决策分权之外,为中国式分权解释地方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为更加全面理解分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激励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1 ～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利用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改进的Yitzhaki指数来测度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非均衡,在考虑空间因素前提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相对剥夺与财政科技支出成反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的直接效应,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科技财政分权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与此同时,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科技财政分权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与农村公路供给——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上具有信息优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将有利于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财政分权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民主程度等。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小,公共产品决策中的民主程度对供给效应无显著性。     

地方财政自给能否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在地方政府"花钱矩阵"模型推演的基础上,根据2007-2017年中国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DEA方法测算中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并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财政自给度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各地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存在水平偏低、持续下降和区域差距明显等特征,而地方财政自给度也确实能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产生稳健的正向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