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区位选择,制度因素对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视角,从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东道国影响企业运行便利性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供了策略建议。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导致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缺乏合理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两国贸易量、两国距离、汇率水平、国家类型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计颦分析模型,采用2009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赍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建议。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我国出口贸易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扩展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本文从引力方程的微观基础出发,推导出包含制度质量的引力模型,进而把正式制度分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三大类共15个子指标,研究制度质量和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利用占我国对外贸易额85%以上的35个国家(或地区)1996-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部分变量和全变量实证检验。所得结论验证了我国出口贸易偏好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这一传统结论,同时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对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或地区)也存在较强偏好,制度质量对我国出口贸易地理结构有重要影响,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区位选择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研究动向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存在着极大差异,区位选择对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区位选择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收益及成败。本文着重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在华区位选择研究动向,这对我国未来各地区招商引资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制度约束

文章基于2003~2011年中国对6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考察了东道国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对市场经济体制不太健全的非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高于具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OECD国家,东道国政治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进入那些市场经济不发达但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时投资行为又以市场为导向,力图规避政治风险,体现了入世以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新动向。     

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分析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再次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但是首先面临的就是区位选择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企业的成功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和人才资本,因此,东道国科研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大影响。文章采用2007—2013年中9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东道国研发费用、科研成果和每百万居民中研究人员数目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估:综合评分法及应用

本文构建了包含微观因素的对外投资环境评估的综合评分法。运用该评分法对商务部网站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的165个国家的12项投资环境因素打分,并按总分高低对应投资环境进行优劣排序。其综合评分和排序结果具有建设性,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选择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控有参考作用。     

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在72个代表性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从投资国和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法治完善度与产权保护度等方面研究了法律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资本的跨国流动存在较大盲目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策略选择

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处于摸索期,对国外环境不熟悉,也缺乏相应的境外投资经验。本文从区位特征、行业特征、区域投资、主体特征及对东道国的贡献等方面分析了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问题。并针对问题,从区位选择、行业选择、主体选择等方面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策略选择。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汇率风险研究

本文着眼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状况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演进,选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Va R方法和GARCH(1,1)模型,通过计算日、周、月、季、年周期的美元、港币、欧元和澳元4种货币对数收益率观测值,研究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短期冲击与长期影响。通过分析,本文认为,由于澳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澳元作为结算货币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与走势相对平稳的美元相比,欧元的汇率风险同样较为明显;港币由于执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汇率风险与美元相当。因此,综合而言,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避险货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币种选择和汇率风险规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文章利用中国 2007-2018 年对 169 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市场寻求动机与资源寻求动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的影响因素。 结论指出:我国在选择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要素禀赋,对汇率变动有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制度距离、强效制度环境与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2001至2012年中国88个跨国企业325个对外投资样本,利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跨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除了研究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机理外,同时考察了强效制度环境对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建立方式和股权比例安排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就对外投资建立方式而言,高正式制度距离与中国跨国企业选择新建投资模式的概率正相关,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选择何种建立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非正式制度距离存在的情况下,东道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建立方式有显著影响。就对外投资股权比例安排的影响因素而言,正式制度距离越远,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选择合资方式的概率越大,且二者的相关性显著,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对其影响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