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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投资争端的解决  
   乔慧娟《江苏商论》,2011年第4期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也迅速增加。传统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式有些已符合现代国际法。在我国对外签署的国际投资条约中,对外国投资者和我国政府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规定不一。    

2.  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透明度问题研究  
   杨林芹《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年第3期
   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的解决一直是国际投资领域争论比较多的问题,尤其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的分歧。1965年在《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下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简称ICSID)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这一分歧,成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实践中,这一争端解决机制仍然受到很多批评,其中仲裁机制缺乏透明度是批评的焦点之一,本文拟就这一点进行研究。    

3.  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发展与完善  
   李玲《合作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4期
   近年来,国际投资条约仲裁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时越来越重要,但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依然有它本身的局限性,应当平衡与协调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权益保护关系,防止或限制仲裁庭对BIT有关条款做扩大性解释,保证仲裁员裁决的公正性,提高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的透明度,设置国际投资争端上诉机制,改进和完善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体制,使其能够满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端解决的需要。    

4.  海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基本方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卢进勇《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5期
   <正> 一、创建海外企业与收购海外当地企业是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最基本方式 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采用两种基本方式,即在东道国创立一个新的企业和收购东道国已经存在的企业。创建的新企业可以是由外国投资者投入全部资本、在东道国设立一个拥有全部控制权的独资企业,也可以是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者或第三    

5.  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实践  
   张志元《外向经济》,1997年第12期
   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彩两种基本方式,即在东首国创立一个新的企业和兼并收购当地企业。创建(Establishment)的新企业可以是由外国投资者投入全部资本。在东道国设立一个拥有全部控制权的独资企业,也可是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者或第三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在东道国建立一个合资企业,但它们都是在原来一无所有的基础上新建的企业。与创建新企业相对应的一种海外直接投资方式,是对东道国已有企业的并购。从广义上讲,跨国兼并和收购是相同的,均指外国投资者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取得东道国某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的投资行为。…    

6.  论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与法律适用问题  被引次数:1
   肖冰《国际贸易问题》,1997年第4期
   <正> 在国际投资领域,投资争端的解决历来就是外国投资者及其母国、东道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并致力在法律上予以保护的重点问题。从国内法角度来看,不论是东道国的外资立法,还是外国私人投资者母国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都从实体法、程序法直至冲突规范的不同角度,着墨于投资争端的解决途径,并把其内容与投资环境的改善、国家主权的行使结合对应起来;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无论是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是国际投资有关公约的磋商、谈判过程中,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问题也历来成为各国表明立场、观点,主张权力、利益的焦点之一,并最终在有关协    

7.  “用尽当地救济”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应用及其面临的挑战  
   李华成  徐明  杨清华《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卷第4期
   用尽当地救济是处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纠纷的一项传统而重要的国际规则,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大量新出现的国际投资条约明确将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仲裁作为更重要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该方式甚至有替代东道国国内解决的趋势,用尽当地救济正面临着存与废的十字路口。作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和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中国应当把握“用尽当地救济”的新变化并尽可能利用该规则维护国家利益。    

8.  告与被告之间  
   田丰《中国海关》,2013年第5期
   中国在投资上的双重身份凸现,必须慎重考虑投资者一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平衡这种制度带来的利弊。    

9.  论ICSID投资仲裁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发展  
   许敏《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3期
   最惠国待遇使得缔约国国民有权根据本国与东道国签订的旧的双边投资协定享受到东道国在新协定中给予第三国国民的优惠待遇.这个待遇扩展了投资者东道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优惠待遇的作用.一向以来,各国只从实体方面规定最惠国待遇的适用与排除,而对程序性方面,双边投资协定均没有做出规定.ICSID受理的Maffezini案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了发展,仲裁庭裁决可以将该条款扩大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即BIT中的程序条款),从而开启了ICSID仲裁庭对此问题作出不同裁决的实践争议和学术界对此的讨论.本文对发生此种争议的原因作出了分析,认为主要存在ICSID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两方面的原因.从IC-SID的角度.其从建立就是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从制度设计上它排除国内法的适用,从价值取向上它代表发达国家.由于ICSID的仲裁庭都是临时组成的,它的裁决也具有很大随意的空间,因此不具有一般裁决的可预测性.从仲裁实践看,ICSID仲裁庭基本被发达国家把持,得出的仲裁结果也基本上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有利.另外,从最惠国待遇条款本身的规定看,该条款缺乏一致的规定,界定不清,就给了仲裁庭脱离具体条款.盲目扩大解释权的机会.文章并分析了这种新发展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我国双边投资条约对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差异悬殊,而近年来我国对ICSID的态度又有很大改变,倘若承认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这些程序事项,将使外国投资者可从多个条约中分别取得各项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定,从而给我国施加难以承受的重担.文章的最后提出了采用"不溯及既往"和"在条约中明确排除"的解决思路来解决中国将来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可能遇到的相同问题.    

10.  从国家契约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  
   罗静《魅力中国》,2011年第18期
   中国在国际投资中的角色已转变为海外投资大国,中国企业在海外资源投资中采用的国家契约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我们有必要调整中国在国家契约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考虑在国家契约中纳入稳定条款、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协议条款,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的基础上保护中国海外投资。    

11.  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最惠国待遇及我国的应对  
   郑蕴《经济导刊》,2012年第6期
   最惠国待遇(The 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强调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和外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在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最惠国待遇有了新的发展.    

12.  论国际投资中的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赵丽博《魅力中国》,2014年第8期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处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纠纷的一项传统而重要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在国际法上。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要适用于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本文从全球、区域和双边三个层次分别对比考察该原则在当今国际投资法体制中的地位和各国对此的态度。本文在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当今国际投资法中的适用及各国对此的态度,并提出我国应对该原则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区分投资争议的种类和性质以确定是否要求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13.  跨国并购: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被引次数:4
   张志元《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7期
   一、跨国并购是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可以采用两种基本方式,即在东道国创立一个新的企业和兼并收购当地企业。创建的新企业可以是由外国投资者投入全部资本,在东道国设立一个拥有全部控制权的独资企业,也可以是由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    

14.  一国税收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综述  
   李宗卉  袁艺《审计与经济研究》,2007年第22卷第3期
   本文从某一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对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影响、东道国国内不同地区间的税收差异对FDI在这些地区分布的影响、多个东道国的税收差异与FDI在这些国家间分布的影响三个方面,就国外税收政策对FDI影响的研究进行综述.    

15.  国际投资法律自由化的价值取向  
   林颖《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年第13卷第3期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投资立法的自由化趋势已不可逆转.本文在现有各类投资立法的基础上,对国际投资法律自由化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外国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国家利益之间寻求协调和平衡的办法.    

16.  试析中国签订BIT中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  
   乔慧娟《商业时代》,2012年第5期
   我国签订的BIT中关于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一般规定了三种解决方式:协商、东道国国内救济、国际仲裁。在新近签订的BIT中,中国对外资的管辖权逐步放弃。中国在今后签订或修订BIT时,有必要参考或借鉴中国BIT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BIT的经验或教训。    

17.  国际投资准入的自由化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陈文波  樊栋《特区经济》,2005年第2期
   国际投资准入理论剖析在国际投资法理论与立法上,通常把外国投资活动以外国投资机构建立为准,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国际投资准入阶段和国际投资运营阶段。国际投资准入,通常被认为是纯属于东道国国内立法上的管理事项。从东道国角度看,就是指一国允许外国投资进入的自由程度。包括允许接受何种投资、投资的领域、投资准入的条件以及对外国投资的审批等内容;从投资者角度讲,就是指国际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管辖领域的权利和机会。    

18.  关于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适用ICSID机制问题的研究  
   邓德雄《港澳经济》,1996年第5期
   一、引言 1990年2月,朱启桢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公约”),中国政府并于1992年7月正式批准该公约正式对我国生效。我国可以适用依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中心”机制(下称“ICSID机制”或“中心争端机制”)来解决外国投资者与我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对于中国运用ICSID机制问    

19.  中越投资者之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演变  
   王文君《商业时代》,2009年第4期
   越南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与越南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我国对越南的投资额也在增加.在对越投资的过程中,中越投资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将出现投资争端.中越投资者之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的机制属于三个阶段当中最开放的一个,有利于增加我国投资者对越投资的信心.    

20.  国际投资法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以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为视角  
   谢宝朝  张淑梅《国际商务研究》,2013年第34卷第1期
   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极少对人权问题作专门规定,而双边投资协定为投资者确立了很高的保护标准,这使得东道国居民人权与投资者财产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难以避免。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仲裁庭的实践则将这种潜在的矛盾明朗化。仲裁庭在实践中热衷于保护投资者的财产权,对于东道国居民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人权,一般以程序问题为由加以规避。这些矛盾与问题源于对"国际投资法的自足性"和"仲裁庭身份定位"这两个前提性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清。为平衡东道国居民的人权保护与投资者财产权保护,须从对投资协定实体方面和投资仲裁的程序方面,对国际投资法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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