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汇率波动情况下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然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两者之间的短期关系进行了刻画,重点考察了1978-2008年我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的影响机制。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而人民币实际汇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则是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当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和人民币实际汇率造成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的均衡时,经济增长能够通过自动调整趋于稳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关系,检验结果显示,1997年1月至2014年9月,中国、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四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溢出效应,且体现为人民币汇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净溢出;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溢出效应占人民币汇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溢出效应的一半以上;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中,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净溢出国。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溢出结果显示,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收益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之间的相互溢出效应均较汇率制度改革前有所提高,而在外部经济出现不利因素冲击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人民币收益率的溢出效应显著加强。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研究:来自新兴经济体银团贷款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面临外部风险冲击因素明显增多,其中以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影响最为突出。为系统评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市场主体融资的影响,利用1989年1月至2019年7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以及38个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数据,实证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融资存在溢出效应,即随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渠道包括美元贷款和美国银行贷款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美元和美国银行贷款路径显著提高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仅通过美元贷款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企业银团贷款利率产生溢出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基于方向性溢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BBD Index)和Diebold and Yilmaz (2012)方向性溢出模型(Directional Spillovers)构造"四国经济系统",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国际间的动态溢出效应进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静态分析结果显示,各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中有超过1/5来源于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系统内总溢出效应逐步增强,前金融危机时期为18. 09%,金融危机时期为29. 81%,经济复苏时期为33. 58%;动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动态溢出的规模可能同国内政治周期和货币政策周期有关,米德冲突可能是主要传导渠道之一,美国、欧洲和日本应当为大部分溢出效应负责,中国是最大受害者之一。上述结论表明,我国应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贸易开放视角下的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理论机制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度的引入必然会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基于45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贸易开放度差异的条件下,利用面板门限模型对财政支出与贸易平衡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会因贸易开放度的差异而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对于低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具有较强的扭曲性效应;对于中等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扭曲性影响有所减弱;而对于高开放度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平衡的影响并不明显,此时"李嘉图等价"假说成立。研究发现,随着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贸易开放度的不断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贸易平衡的不利影响正逐步减弱。     

我国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一国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国内需求和国内投资的拉动,进出口贸易、国际投资等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日益重要。通过协整分析技术、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经济开放度各项指标与经济增长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又反向提高了我国投资开放度与生产开放度,各项开放度指标具有较小的波动幅度,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回调速度较小。     

好坏波动、行业关联与中国系统性风险防范北大核心CSSCI

区别于传统的波动风险溢出研究,本文将行业波动率分解为好波动和坏波动以捕捉正负向冲击下的行业风险状况,通过构建中国经济金融系统的好坏波动溢出网络并提出针对冲击方向的相对溢入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揭示行业在正负冲击下的风险共振和传染效应,并探究不同时期好坏波动主导地位的转变,以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风险状况进行科学判断。研究发现,(1)中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波动风险传染效应,表现出同向波动关联更紧密且负向冲击诱发风险共振更强烈的特征。(2)可选消费好坏波动的溢出水平均居行业首位,是最主要的系统性风险源头;而工业好坏波动的溢入水平均最高,易受其他行业的溢出影响,最为敏感。(3)相较于波动溢入,冲击方向对波动溢出的影响更具行业异质性;金融、房地产、能源以及信息技术在负向冲击下的波动溢入溢出水平显著高于正向冲击。(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疗保健好波动的方向性溢出水平高于坏波动,而其他大多数行业则由坏波动占据主导地位。     

汇率、不确定性与贸易增长

文章基于TVP-SV-VAR模型,采用实际有效汇率、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月度数据,探究了它们对中国贸易增速的动态时变影响特征。此外,文章采用在险增长模型,引入相对熵概念,将实际有效汇率、中国和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纳入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了其作为贸易增长函数的条件变量,对增长风险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1)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贸易增长影响比较平稳,短期内对贸易增长具有较强的负面冲击,长期内影响较小;(2)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贸易增长冲击力度最大,且以短期冲击为主;(3)外生冲击短期内对贸易增长的抑制作用较强,长期抑制作用较小;(4)中国贸易增长预测密度函数的分布整体右偏,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分布依然呈现出右偏态,上升风险显著高于下行风险。     

大型公共支出项目的政策效果评估——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例

本文基于Hsiao等(2012)提出的基于面板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分别选取贵州、甘肃、内蒙古及河北四省区各县1978-2012年的样本数据,具体考察了"八七计划"对各贫困县的政策效应.实证发现:(1)各省区总体实施绩效均比较显著.在选取的158个贫困县中,约有61％的贫困县的政策效应具有长期持续性.(2)在实施之初,"八七计划"的政策效应均不显著,具有一定的滞后性.(3)甘肃省各贫困县政策效应的年际变化波动幅度较小,实施绩效显著且稳定;贵州省的短期政策效应相对平稳,而长期效应趋于不稳定且逐渐减弱;内蒙古及河北省的短期及长期政策效应均不稳定.(4)初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对政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     

我国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1987-2006年的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我国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①我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②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贸易开放度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③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与贸易开放度也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些研究结论符合我国的实际,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