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促进效应分析

金融部门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部门。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禀赋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偏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笔者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金融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促进贸易结构升级的角度提出了改进中国金融政策的建议。     

制度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述评

制度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目前,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聚焦于金融发展和合约实施这两个制度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来源、贸易结构和贸易利益分配所具有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该领域已有文献进行详细梳理,初步解读了金融发展和合约实施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一国国际贸易所具有的影响与作用效应.这对于重新理解与解读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扩张、优势来源以及国际贸易发展效应,应该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借鉴与分析视角.     

技术进步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我国金融行业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同时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金融行业作为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文章在Sagari(1989)模型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在不考虑技术因素情形下,资本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净出口具有较大影响,且其影响是负向的。在考虑技术因素的情形下,劳动力对金融服务贸易出口具有较大影响,而资本的作用弱化。在技术进步情况下,人才对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此情况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金融行业的人力资本。这就说明,技术进步淡化了资本的作用,强化了人才的影响。据此结论,文章针对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提出放松金融管制、重视人才培养来促进金融服务发展的建议。     

浅析中国对外出口的结构升级——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证分析

中国是贸易大国,却非贸易强国。本文在结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就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影响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而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     

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问题分析

在中俄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对俄出口商品结构问题仍比较突出。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的。通过相关的测度可以发现,中国对俄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逐渐降低且不稳定;机电产品比较优势逐年上升,但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主要是一般技术密集型产品;初级产品比较优势总体上较弱,但其中的某些农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积极的金融政策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发重要。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经济接触中,中国也出现了贸易摩擦、产品结构不合理、加工产品优势缩小等问题,如何在对外经济贸易中逐步合理和完善中国经济结构、减少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并缓解经济膨胀带来的贸易压力。这些都需要中国在金融贸易中实行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过渡、良性发展。     

基于综合优势原则的我国外经贸发展新战略

一、比较优势原则论与竞争优势原则论之争 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从而说明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加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就是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只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自由贸易，就可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     

贸易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贸易与环境在理论和现实中存在较多冲突。理论上的冲突主要体现为贸易自由主义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争论。现实中两者的冲突则体现在环境保护的本质、标准、规则和市场开放等方面。贸易通过生产规模、收入、技术、结构和监管等多种途径影响环境,环境通过影响比较优势而最终影响贸易结构。     

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理论蕴意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本文根据贸易比较优势理论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以动态化的视角分析研究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一般路径及其理论蕴意,并提出我国贸易出口商品优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文章指出,一国贸易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路径是基于国内现有禀赋资源条件,培育比较优势产业并推动其不断实现动态化、高级化,着力培育和催生贸易竞争优势,最终形成以贸易竞争优势为主体的新型贸易出口商品结构格局.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重视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巩固和发展传统比较优势产业,形成与新兴竞争优势产业的互补与统一.     

我国中间产品贸易探析

近年来我国中间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比较优势、垂直专业化、价值链及市场内部化等角度阐述了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客观地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现实条件和近年来我国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将对我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贸易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内生国际贸易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通过采用外生的地理因素,本文捕捉到了内生国际贸易变量,并计算了各省贸易变量的工具变量。面板2SLS和IV-GMM估计的结果显示控制住其他变量,贸易并没有显著性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改善贸易结构,有利于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发展。     

产品内贸易、分工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研究

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品内分工是一种新兴的国际产业分工方式,产品内贸易是其贸易形式.在跨国公司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条件下,产业结构升级不再仅仅局限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还包含同一生产价值链内部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产品内贸易促使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重要成果,也使我国产业发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必须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企业能力;发挥产业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产业整体升级;提升产业技术结构,发挥技术的带动作用.     

我国贸易发展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检验

对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城乡结合的基尼系数与贸易发展、要素禀赋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贸易的发展与我国的基尼系数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贸易的发展会显著地扩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贸易与要素禀赋的结合来看,贸易后人力资本相对丰裕的地区其收入差距会显著扩大,而劳动力和资本相对丰裕的地区其收入差距会缩减。     

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趋势

祖国大陆具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经济发展会促进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变,提高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潜力。祖国大陆将成为台湾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台湾地区经济可能保持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条件之一是推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利用祖国大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市场。     

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我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92-2003年间的数据,对产业间-产业内贸易结构及其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进行检验。首先将产业内贸易分为水平型与垂直型两类,考察了产业间贸易、两种类型产业内贸易结构的演变。然后探讨了贸易结构的这种演变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我国贸易结构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并且具有增加趋势;产业间贸易比重略低于垂直产业内贸易比重,但呈现减少趋势;水平产业内贸易比重一直较小。我国垂直产业内贸易与我国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程度密不可分,并且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关于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吴江影响的前瞻分析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我国缔结的第一个全面、综合性的高水平投资保护协定,苏州市吴江区作为我国开放型经济重要高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必将受到重要影响。文章在简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主要内容、特点基础上,结合吴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特点,分析协定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协定将吸引更多外资流入、强化和巩固双边经贸关系、倒逼技术水平进步,也会引发行业洗牌、对营商环境造成挑战等,最后提出三方面应对举措。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980年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发展,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际服务贸易的内部结构同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把握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和服务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促进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重视人力资本积累和逐步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Impacts of intermediate trade on sector structure

Structural changes, i.e. long-run changes in the agriculture-manufacturing-services-structure, are a key property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es with massive impacts o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re part of actual debates regarding policy i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Whil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has attempted to explain structural changes by using autarkic models, recent literature has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deriving theories of structural change using open economy settings. We elaborate on the impacts of intermediate trade on sector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we study how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which is increasingly feasible due to improvements in transpo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affects sector structure in a multi-sector growth model with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topic has not been studi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on structural change in open econom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termediate impor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re central aspects of modern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economies. We show that the impacts of intermediate trade on sector structure depend on three factors: productivity gains from trade, specialis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ge. Depending on the constellation of these factors, intermediate trade may accelerate, decelerate or have no effect on structural change. Thus, the effects of intermediate trade may vary strongly across countries.     

如何将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也与货物贸易不同。服务贸易具有不可分离性、不可触知性、不可储存性等特点。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企业的长期发展,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要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优化和升级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结构,提高整体竞争力。     

The saving rate and the upgrade of the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dynamic H–O model under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struc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oligopolistic dynamic Heckscher–Ohlin (H–O) model of a small open econom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ving rate and the upgrade of the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aving rate determines the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of a country in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Furthermore,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low capital–labor ratio in the initial state will change from exporting labor-intensive goods in the initial state to exporting capital-intensive goods in the long-run equilibrium if it has a higher saving rate, and this upgrade of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has a social welfare effect under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structure. The effect of trade policy on the upgrade of the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is uncertain in our model; therefore, a high saving rate is the irreplaceable driving force for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upgrad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