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中国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1986-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基于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来度量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生产率的增长,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来实现;同时,其对中国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而对技术效率的改善作用不明显。另外,本文还发现在1986-2003年间中国省级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     

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析 ——以淮安市为例

利用2010—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超效率分析的Malmquist方法,分析了淮安市服务业及14个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淮安服务业产出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贡献,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中,技术效率改善的"追赶效应"有限,而技术进步的"前沿移动效应"明显.服务业各行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上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依据1995—2007年上海地区的相关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估算了该阶段上海各所有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所估算的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Granger因果分析法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与上海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互不为Granger原因,即可以认为,1995—200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上海地区国内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环境污染、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综合城镇化视角

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并纳入环境污染,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2005～2014年的绿色城镇化效率、 城镇化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成分,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忽略环境污染将高估真实城镇化效率水平,绿色城镇化效率水平呈现东高西低态势,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的大幅提升,但提高有所放缓;政府财政支出是城镇化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对城镇化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且第三产业比重的作用更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中上游存在"污染天堂效应",而下游的"污染光环效应"更加显著;市场力量对城镇化效率提升具有积极影响,环保意识与城镇化效率的正向关系仅下游较为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将FDI要素纳入到模型的分析框架中,来分析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起到促进作用。     

门槛效应、制造业地区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贸易开放的视角

本文采用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利用中国27个省市1985-2007年的地区制造业数据,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随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逐步增大,存在门槛效应。在开放条件下,集聚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而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却为负,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地区集聚的负外部性以及重复投资等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省份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提高了我国沿线省份对外开放的程度,基于2007-2016年16个省域的相关数据,运用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L指数法测度了沿线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不同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进一步运用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对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各省份近十年来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波动性上升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沿线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与信用环境的门槛效应

：本文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余额作为投入要素,以工业增加值作为产出要素得出内资企业生产率指数;再以此为因变量,运用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不同地区技术外溢影响的差异性,发现FDI技术外溢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进而,本文引入社会信用环境和经济信用环境两个主成分,对门槛效应水平进行了计算,量化了信用环境发展水平与FDI技术外溢的地区差异。本文的结论是：信用环境发达的地区其FDI技术外溢效应明显;而信用环境建设落后的地区不但不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流入反而会阻碍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即引起负的技术外溢效应。     

基于行业技术相似度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首次利用技术相似度的测算方法度量了中国23个工业行业在水平和垂直层面的技术相似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技术相似度为权重的5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指标,重新测度并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没有考虑技术相似度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而以技术相似度加权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只有在行业内或行业间使用的技术相近、技术层面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外资的先进技术才能够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有利于促进内资企业技术的升级进步。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我国银行业改革中的商业银行效率演进:基于M指数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基于DEA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3-2006年我国商业银行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并时市场竞争度、所有权结构、银行初始效率水平与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商业化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显著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生产率是增长的,1999年以前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追赶效应",1999年以后则源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前沿面移动效应";我国商业银行的生产率增长和技术效率提高有趋同的趋势,初始效率低的国有银行生产率增长和效率提高的速度快于效率较高的股份制银行;最后,本文发现市场竞争和产权结构都对商业银行生产率增长、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     

扬子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分解研究

基于扬子江城市群8市2010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和SBM超效率模型,对扬子江城市群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推动作用,但随着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这种正向推动力逐渐减弱.     

广州服务业利用FDI的经济增长机理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广州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文章对1980年至2005年广州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是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基于DEA的中国经济增长资源利用效率探讨

采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对中国1978年～2011年资源投入产出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构成进行分析,同时将中国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与一些主要国家资源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中国资源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效,技术进步变化引起了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高.相对美国、日本、巴西等6个国家,中国全要素生产效率水平居中,但技术变化指数和纯技术效率指数均小于1,存在投资效率下滑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