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时空距离的压缩能否提升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有待检验。基于此，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开通数据，并以此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上市企业TFP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开通后使得沿线服务业企业TFP获得显著提高，其效应大小为TFP标准差的23%左右。考虑到高铁以客运为主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通车能够带来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和当地市场潜能的扩大、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在集聚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位于高铁城市的服务业企业TFP将得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大城市中。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服务业开放、生产率异质性与制造业就业动态

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就业优先的背景下,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服务业开放通过国内市场竞争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出口扩张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就业的理论模型,继而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生产率异质性,其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与就业净增长,同时还促进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对四类典型垄断性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通信业和金融业开放能够显著影响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动态,而铁路和航空运输业开放的影响效应较弱.最后,本文还发现服务业开放通过其引发的企业间就业再配置改善提升了制造业整体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本文肯定了服务业开放可以作为中国制造业就业有效配置和质量升级的开放新动力.     

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与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提升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基于企业价值链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关系管理与市场营销环节的信息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生产率,服务提升、生产运营、客户关系管理环节的信息技术应用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未显现。     

FDI流入、要素再配置效应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服务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对2004-2012年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且资本、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贡献效应偏低。实证结果表明,服务业FDI通过资本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产生显著的正向生产率溢出;而劳动力要素在服务部门间配置的扭曲使得服务业FDI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显著。此外,研发创新并没有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且人力资本也没有起到其应有的强化吸收能力作用。     

《服务业生产率与服务业发展研究》评介

正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源。制造业的生产率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而服务业的生产率是一个倍受争议的问题。关于服务业生产率最有影响的鲍莫尔-福克斯假说认为,服务业是生产率滞后的部门,其增长会造成整体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此后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服务对创新和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它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增长:随着信息技术在服务业的大量使用,服务业的     

江苏省各市服务业TFP增长率测算及分析

文章基于半参数 DEA-Malmquist 生产指数对江苏省各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 分析了江苏省各市于2010~2018 年期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情况。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在 2010~2018 年间江苏省各市的服务业 TFP 均处于增长状态,导致服务业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在 2013 年后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此,文章对江苏省服务业的后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对比和建议。     

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分析

文章基于24个OECD国家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考察了服务业FDI对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FDI的流入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其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技术效率的提升上;第二,金融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金融服务业FDI对TFP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东道国物质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收敛趋势研究——基于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0-2019年间中国上市服务企业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角度出发,运用ACF方法计算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企业的TFP在样本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走势,TFP最终实现了小幅攀升;在样本期间,服务业产业增长中TFP的平均贡献率不高;而在各个部门内,TFP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也存在差异,只有较少的部门能够通过产业效率有效提升产出能力.而从收敛性检验结果上看,总体上,中国服务企业之间既存在绝对β收敛,也存在条件β收敛,但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部门、不同产权性质以及不同企业年龄组内收敛关系和表现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还显示,企业间的收敛主要在后次贷危机时期的五年之内.这一研究为进一步制定政策和精准施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基于Hicks-Moorsteen指数方法的中国服务业TFP分解——以东部九省为例

采用Hicks-Moorsteen指数方法估算了1978—2002年中国东部九省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增长情况,并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结果发现,中国服务业TF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4%,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技术效率的贡献率明显偏低,但不同时期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服务业TFP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中国服务业TFP的快速增长需要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共同提高,积极推进和深化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尤为重要。     

服务业的产品特性影响生产率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慢的原因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知识创新、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政府监管等条件相对较差。而这些生产率增长条件相对较差的原因之一又是服务本身的特性所致。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分性、异质性和易逝性深刻地影响着服务业的知识创新、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政府监管。中国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就要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其中包括研究服务特性对生产率的影响。     

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Wind数据库中2007—2014年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金融契约执行效率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全国样本中,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改善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企业TFP,但运用固定效应分地区研究后发现促进作用只在东部地区显著。(2)进一步的门槛效应检验显示,只有当一地区的金融支持水平到达一定的高度,才能充分激发金融契约执行效率促进服务企业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在采用系统GMM模型以及使用不同的金融契约执行效率的指标控制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旧稳健可信。     

劳动力技术禀赋与消费性服务业增长——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基于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的视角,分析高技术工人就业比重提高、技能溢价等效应对消费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利用2004—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技术禀赋演变通过生产率效应、技能溢价效应促进了生活性服务业的增长,但这些效应对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增长基本没有影响。为了推动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不仅要减少服务业行政管制,还要提高服务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高新区升级能否提升制造业企业TFP?

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研究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省级高新区升级对制造业企业TFP的影响和机制。主要发现：第一，省级高新区升级后，制造业企业TFP平均增加约5.20%；第二，产业集聚效应和企业减税效应是省级高新区升级提升制造业企业TFP水平的重要机制；第三，相对于低效率的制造业企业，省级高新区升级对中、高效率制造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更加突出。政府可借助“以升代建”的国家级高新区发展战略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分析 ——以淮安市为例

利用2010—2015年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超效率分析的Malmquist方法,分析了淮安市服务业及14个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淮安服务业产出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贡献,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中,技术效率改善的"追赶效应"有限,而技术进步的"前沿移动效应"明显.服务业各行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源泉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与规模报酬分析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建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模型,定量分析了1990-2001年中国服务业的生产率与规模报酬状况,并计算了决定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替代弹性与边际生产率,最后分析了这一估计结果对今后发展中国服务业的政策含义.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