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2006—2015年中国对54个沿线国家OFDI的出口结构效应,得出"OFDI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效应有限"的结论。为了发挥对外投资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效应,提出加强国家间合作,推动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政策措施。     

OFDI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问题研究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我国开始快速对外进行直接投资(OFDI)。 随着此类投资规模的扩大,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那么,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额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有学者认为 OFDI 对出口贸易存在替代或互补效应,另一些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产生了创造性的影响。 文章选取 2008-2020 年中国对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数据,从联合国 UN comtrade 双边贸易数据中筛选出口贸易额数据,OFDI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借鉴引力模型,分别对中国 OFDI 对其出口总值的影响、中国 OFDI 对其与不同国家出口值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出口贸易产生创造效应。     

“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分析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已同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意义深远。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运用2007—2016年中国对沿线70个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OFDI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投资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东道国的老人抚养比衡量东道国工资成本,区分中国OFDI的四种动机:市场寻求、廉价劳动力寻求、自然资源寻求以及战略资源寻求。通过加入投资动机与中国老龄化的交互项的混合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了2007-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OFDI。研究发现:除了战略资源寻求动机以外,其他三种动机均会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加强,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主要是受政治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投资动机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大。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传统"引进来"战略弥补了我国资本的短缺、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截至2015年中国的OFDI规模首次超过来华投资,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也由传统的引资大国,转变为投资的大国。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探究O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强化金砖国家 合作机制的对策

金砖国家经济放缓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是一种主动的可控式的自我矫正。金砖国家政府不过分干预经济增速放缓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发展质量,"刮骨疗毒"式的增速放缓是解决经济增长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环节。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更需要金砖国家强化合作激活长期增长潜力,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经济互动,采取以发展为导向的合作机制和运行模式,以金砖国家峰会带动其他实质性对话机制建设,联合制定加强金砖国家合作的路线图,尽快明确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细节,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防范金砖国家合作效应递减和凝聚力下降风险,强化金砖国家合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next stage: outward FDI?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has been widely recognised as being unique, with gradual privatisation and marketisation, massive private capital inflows, and extensive exporting. All this has been achieved without political democratisation. This paper draws attention to a new emerging phenomenon—significant Chinese levels of outward FDI (OFDI)—and takes a first step towards understanding this development at an aggregate level.The question arises, is China's OFDI another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distin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and reform policies, or does it follow an established, universal pattern, specifically Dunning'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hypothesis, or rather a refined version of the IDP? In other words, do Chinese OFDI patterns suggest refinements to established theories, or even their refutation?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however, exogeneity tests reveal a need to use GMM estimation methods rather than straightforward regressions, since relation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OFDI are complex and inter-dependent.The GMM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xied by GDP per capita plus refinements, is still the main factor explaining China's rate of OFDI. This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refined IDP hypothesis and patterns broadly noted elsewhere. Conclusions are drawn for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

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背景,本文拓展了我国逆梯度OFDI存在的原因,通过理论推断、案例分析和实证得出我国逆梯度OFDI具有战略性资产积累与国内外市场扩张并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我国OFDI与贸易结构的命题置于顺-逆梯度OFDI并存框架下,分析了我国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最后,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与24个发展中国家、22个发达国家的双边OFDI和贸易的面板数据验证与比较,提出了改善我国贸易结构的建议。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发展回顾与评析

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历史演变,并最终异化为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考察这一时期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一方面可以正确认识过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为推进新时期我国农业的生产合作提供启示。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