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及其生产率效应的检验

中国《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在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今天,检验该鼓励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考察该鼓励政策对OFDI企业的决策行为及其生产率效应后发现:(1)运用断点回归方法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该政策对企业OFDI决策行为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2)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考察政策是否带来OFDI企业生产率提升,为此,基于全样本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发现政策驱动型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低于非政策驱动型OFDI企业;(3)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技术寻求型OFDI,该政策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对于市场需求型OFDI,鼓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根据以上分析,可为新的产业导向目录的制定提出完善的建议。     

中国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中国正以东道国和投资国双重身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本文剖析双向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理论机制,结合1982-2012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误差修正和脉冲响应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双向FDI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I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更为突出;在长期,中国双向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促进作用,但IFDI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更显著,OFDI则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动态冲击看,双向FDI都会将自身所受外部冲击传递至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FDI)对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发挥资源补缺、传统产业转移、新兴产业促长、产业关联和幅射、海外投资收益等方面的效应有力地带动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又加剧东道国和投资国重合产业问的竞争。而且对投资国的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带来负面效应并据此影响投资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投资国的投入要素、需求结构和资源转换方式等因素把这些效应传导给本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并进而影响本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和效率。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国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分析

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使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基于企业的不同所有制特征,研究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结果表明:国际市场上,跨国公司OFDI数量对本土企业出口具有积极作用,而跨国公司OFDI广度对出口具有消极作用,投资国越多、越分散,会替代企业出口;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OFDI的市场效应因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而异,OFDI数量增加会减少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国内销售,增加私营企业的国内销售,OFDI广度增加会增加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国内销售,对集体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度理论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加,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日益显现。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理论,通过构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产业高度指数,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及地区分布数据,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比较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地区分布与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有效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对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业行业的投资以及对于欧美地区的投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从产业高度角度来看,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业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关联度大幅度上升,在欧洲、北美洲区域的投资对产业高度具有重要影响,表明我国OFDI对产业内部升级产生了一定的调整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研究——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能否通过OFDI有效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基础上,运用1995年~2010年14个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OFDI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表现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OFDI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效应还要受到行业资本强度、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 影响的研究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对OFDI的影响。对世界样本的研究发现: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初级产品进口集中度、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结合度以及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会产生抑制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分析则显示我国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对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我国制成品出口比重和总产品出口竞争力却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有单向影响:OFDI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加0.017%。因此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并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     

出口经验能助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45国2003~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出口经验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显示,出口经验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共治理、能源禀赋和地理区位与出口经验交互项的实证结果还显示,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随着东道国治理水平提升而提高,对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作用显著低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而能源禀赋并未直接或间接通过出口经验对直接投资产生作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通过建立出口学习曲线并依此进行直接投资决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研究

以中国对EEU成员国出口贸易为视角,运用SFGM模型,选取2009—2018年的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数据对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欧亚经济联盟各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双边政府廉洁、贸易自由度、物流绩效、OFDI、共同边界等对中国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货膨胀也对出口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显著。双边的地理距离、是否内陆国、关税税率、汇率等对中国出口欧亚经济联盟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汇率也具有抑制作用,但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即加强双边合作,提升清关效率,完善基础设施质量,便利贸易和运输效率,提高物流服务质量;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商品运输的效率,清除双方隐性贸易壁垒;加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加大信贷资金配置规模;积极推动中国与EEU成员国建立自贸区;实现双边资本、信息等资源的共享,从而提高贸易效率,减少贸易阻力。最终着眼于命运共同体及全球价值链视域,推动双边贸易发展。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particular, we investigate the types of policies that are most influential in promoting OFDI. Our main contribution is to analyse, for the first time, China’s OFDI policies by means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We refine policies definitions and distinguish between Regulation Policies, Service Policies, Promotion Policies and Supervision Policies, and we develop a methodology for collecting, screening and coding policies; then we create new indices to capture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ies. We find that Regulation Policies, Service Policies and the general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hina’s OFDI at the national level.     

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与母国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大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统计数据和两类政治风险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来自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对OFDI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本土的政治风险对于OFDI也有实质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对OFDI也有显著作用。     

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8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及人力资本吸收能力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无显著正向影响,对外投资的积极逆向溢出效应还未显现。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投资对我国各省区的逆向溢出存在明显差异,对外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无显著影响。东部地区的高水平人力资本显著提升了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却没有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且技术水平比较发达的九个国家(地区),利用我国和九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母国和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直接投资到这些国家(地区)所产生的逆向技术外溢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只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吸引外资而言发展缓慢,因而其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