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产品内贸易附加值的测算与比较

产品内贸易已成为当下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国际间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背景下,以贸易总额衡量一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已不再合适,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更为科学合理。中美两国间一直因我国贸易总额的顺差而摩擦不断,本文采用非竞争型产出表,测算中美两国2004-2011年间C1-C16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深入剖析中美两国的贸易利益,并对中国产品内贸易的现状提出改进建议。     

两国产品内贸易的利益分配:基本模型及其经验应用

产品内分工框架下,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两个渠道作用于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归属。文章基于产品内分工理论的附加值概念,构建了关于两国贸易利益分配模型。模型结论表明当南方国家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扩展时,会触动北方国家在这些环节的既得利益,引发贸易摩擦。文章运用该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了现状分析,充分验证了该模型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美动力机械及设备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

在中美贸易商品中,按SITC标准分类的第7类商品——机电产品是中美双边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因此,对中美动力机械及设备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国机电产品的对外贸易竞争力,进一步推进中美双边贸易发展。通过G—L指标、产业内贸易绝对量、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Greenaway和Milner方法对2003年至2009年中国动力机械及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内部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建议。     

中国和新加坡商品贸易实证研究

自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以来,伴随着两国经济增长,双边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中新双边贸易强度不断增强,但指数并不高,贸易合作前景广阔。相对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指数不如新加坡,新加坡在双边贸易中略占优势。中新双边贸易主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产品;中新的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基于水平分工的产业内贸易,而是基于垂直分工的产业内贸易。     

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贸易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并且出现了对美国高技术产品的巨额顺差,这是否说明中国在高新技术上已经赶上美国?中美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贸易互补的结构是否发生实质改变?本文借助合理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并分析中美高科技产品双边贸易的分工性质,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产品贸易存在巨额顺差,但是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还较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分工正向产业间分工发展。     

论中美贸易利益分配

聚焦近年来各国经贸往来,中国俨然成为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WTO成员国。中美间的贸易争端也从未停止,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弊大于利,中国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增加出口产品国内附加值,实现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以求获得更大范围内的贸易利益。     

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及原因分析

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对2002—2012年中美贸易商品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得知,美国对中国主要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对美国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双边贸易结构呈现互补性,同时在机电产品领域存在一定的产业内竞争。从资源禀赋、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阐释了两国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原因,并对中美贸易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原因浅析

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也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贸易不平衡、纺织品特保、对华反倾销等问题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经济利益的争夺、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流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等是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主要原因。贸易摩擦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应重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注意防范美国巨额逆差的潜在风险;走出低价竞争的怪圈,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市场的多元化;进一步健全我国纺织行业和企业的预警机制。     

中国加总贸易成本的测算及对制造业出口结构的影响

在测度中国与86个贸易伙伴2000-2013年双边贸易成本和加总贸易成本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中国垂直分工的实际,实证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对ISIC两位数分类制造业17个子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影响,并做三种稳健性检验以消除内生性偏离.结果表明:加总贸易成本呈现下降态势,但仍高出10年前发达国家的1/3,对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不降反升;加总贸易成本是我国制造业产品“全球”和“局部”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决定因素,对贸易成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这种影响出口的效应越大.因此,应考虑贸易成本密集度及“国内附加值率”的产品结构,降低贸易成本以促进国内附加值率高的产品的出口,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实质转变.     

中美汽车零部件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美汽车零部件产业内贸易的现状、特征以及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发现随中美双边贸易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的提高,汽车零部件产业内贸易比重也有所提高,其中以垂直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为主要特征。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事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事件也日益增多,这种外部贸易摩擦究竟会对中国微观主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外部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生产率、规模、要素密集度、所有权属性不同的企业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高生产率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劳动密集度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用不同企业异质性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最终均可归结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所受影响程度大小的决定因素,而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所受影响程度越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从而为中国更好地解决外部贸易摩擦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美双边投资:在波动中寻求共识与机遇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本文以新时期为背景,研究了中美双边投资的历史走势、短期挑战和长期机遇,并对投资的行业分布和模式进行了分析。中美双边投资长期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导致中国对美投资呈跳跃性下降趋势,美国对中国投资则未出现明显下降,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强化磋商、构建共赢机制,双边投资仍具有较好的机遇和前景。本文据此提出了应对短期风险、促进中美投资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

本文利用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贸易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并构建误差修正模型,较为清晰地说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在华直接投资所引致并扩大,这种引致过程主要通过美在华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返销美国造成。实质上体现了国际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局面会作为投资贸易一体化趋势下的全球各国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现象而长期存在。同时,这种贸易不平衡局面会在中国经济各方面快速发展的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中趋于平衡。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美贸易利益评估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利用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6-2008年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碳排放权价格,评估了中美贸易利益。结果表明,2006-2008年中美贸易的结果是中国无偿为美国排放了二氧化碳。考虑到碳排放权价值后,中方贸易利益减小。中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低价格出口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有必要调整外贸政策。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中美贸易平衡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不平衡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发展的焦点问题,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随着第三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兴起,产业转移的地理因素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导因素。从产业资本对贸易格局改变的角度,通过对美国、东亚和中国这三个经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现状分析,阐述了全球产业转移中的地理走向因素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     

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外交反应与双边贸易平衡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和政治外交博弈互动的结果,并由中美两国经济内生力量和政治外交力量共同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扩大是两国外交重要的驱动力量;(2)中美两国总外交具有缩小贸易逆差、平衡两国贸易的效应,而中美两国双边访问、双边协商和外交声明的贸易平衡效应具有边际不对称性和时滞性;(3)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历史积累具有逆差扩张效应;(4)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由逆差自身扩张效应和外交平衡效应共同决定,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内生逆差积累扩张效应;(5)中美两国可以积极发展外交和调整外交组合模式,调节两国贸易逆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Heaven Country Embraces 2006 Partenariat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U, especiall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been developing unceasingly; the trade and communication are more frequent and keep the good momentum.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2005, the bilateral trade valued at US$176.2 billion, increasing by 26.2% year on year. It surpassed the trade value of Sino-US and Sino-Japan both in speed and in the increasing extent. Under this background,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中美农产品贸易收益核算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分析

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海关统计数据由于包含大量重复计算的成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某部门的贸易收益情况。文章通过构建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定义增加值出口为衡量双边贸易收益的指标,从增加值出口变化趋势、行业分布情况及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分别剖析2000~2014年中美两国农产品各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情况。发现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盈余方实为中国,农产品行业的大量增加值隐藏在本国的其他部门中出口。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提升,两国农产品行业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附加值含量低的粗加工中间品出口。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对第三国市场的依赖不断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农产品行业的收益都将造成较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