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驱动区域两阶段绿色创新的异质调节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大于前者;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绿色技术研发阶段和绿色成果转化阶段分别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在两阶段应分别实施更为严厉和强度适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调节策略;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逆向绿色创新溢出的动态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在两阶段绿色创新过程中,东部地区均应比中、西部地区实施更为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

随着低碳经济兴起和开放经济发展,探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减排的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9年制造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碳排放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碳排放具有非线性“倒U型”关系,人力资本水平和营商环境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制造业碳排放的关系。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为检验近年来我国迅速增长的OFDI是否获取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本文运用我国2004-201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的动态形式,实证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OFDI传导的国际R&D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逆向技术溢出的产生有一定的时滞性;分区域的回归结果表明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依次减弱;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作用"。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母国吸收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²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发展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DMSP/OLS夜间灯光校正数据代替GDP衡量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波特假说"进行经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典型的空间集聚与空间溢出特征,环境规制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刺激技术进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但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创新补偿"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双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先从理论层面分析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规制强度的提升,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关系,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最优区间;非正式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技术创新,但其促进作用随规制强度的提升而减弱;对于直接效应,正式环境规制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弱于正式环境规制;对于间接效应,非正式环境规制与正式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间接影响存在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未能通过技术创新路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指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明显的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实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域生态效率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空间视角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空间视角,选取2003—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37个国家OFDI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呈现挤出效应,市场规模和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两大最重要因素.进一步分解空间效应后发现,不同解释变量带来的OFDI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地区、收入和政治风险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为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提供新的思考.鉴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相关结论和启示.     

基于知识溢出的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研究

传统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研究忽略了对外贸易知识溢出对环境的影响。本文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嵌入知识溢出变量,基于非物化型知识空间溢出属性将其在空间维度扩展成非线性结构,检验对外贸易知识溢出环境技术效应的空间差异性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二分性。结果表明:环境污染与辖域内、外经济增长同时构成倒U型关系,但人均收入水平还未逾越能激发清洁生产技术自主创新的"拐点";对外贸易知识溢出的环境技术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其中辖域内物化型知识溢出引致的生产规模效应大于非物化型知识溢出引致的资源集约效应,辖域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为负;非物化型知识跨区域溢出在辖域以外的其他地区引致资源集约效应,辖域外贸易环境技术效应为正。本文建议发展中国家应注重利用对外贸易知识溢出改善环境质量。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我国分价值链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分价值链统计的OFDI存量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的研发、制造和营运机构是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而非经营性机构和原料获取机构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主要依靠研发机构的溢出,中西部地区主要依靠制造和营运机构的溢出,而在西部地区,贸易机构也是逆向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东中部地区,FDI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只有在西部地区,OFDI才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导;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与境内资本的研发效率呈现出替代关系;货物进出口贸易对国内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