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外溢及其应对研究——基于E11国家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率，美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频繁调高基准利率，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使新兴经济体遭受货币贬值与资本外流的风险。本文利用1993-2021年11个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指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外出口、股票交易以及汇率等变量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在实体经济渠道和金融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明显外溢影响。在当期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向冲击，之后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基于此，中国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研判，以便及时采取对冲性政策，缓冲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坚持推动金融领域制度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有效提升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能力；要与新兴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政策联动，共同抵御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     

货币政策周期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

以银行间隔夜拆借平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利用2003年10月—2011年3月上交所国债数据估计出Nelson-Siegel模型的水平因子和倾斜度时间序列,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周期下货币政策变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货币政策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时,水平因子变大,倾斜度变小。面对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倾斜度的响应均为负向。     

中国CGG货币规则模型的建立及其实证研究

运用VAR模型经验估计中国的金融状况指数FCI,在此基础上将FCI指数作为目标和信息变量纳入CGG规则,运用GMM方法估计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发现FCI指数与短期利率在统计上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够显著,货币政策不应直接对于资产价格作出反应;利率调节对CPI通胀率、产出缺口和金融形势的松紧变化均反应不足;特别是利率对金融形势松紧变化的调节不足,刺激了金融不平衡和资产价格过度波动的相互推动和累积,是经济不平稳发展的重要政策诱因。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产出和通胀影响的水平效应和波动率效应研究——基于VAR模型和局部投影模型冲击反应函数的实证分析

在“三重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要实现“稳增长”和“防通胀”在水平值和波动率上的“双重稳定”,既要保持适度经济增速，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快速上升，还要防止产出和通胀波动形成的经济风险。为此，文章使用了局部投影方法和VAR模型方法计算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函数，以此刻画货币政策对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和波动率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均具有水平值上的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而提升通胀波动的冲击效应；价格型货币政策也对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同时具有降低产出波动率和通胀波动率的双重稳定功能。因此，当前货币政策操作仍然要以价格型货币政策为主，以此实现货币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控功能。     

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时变反应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冲击的响应动态,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征,而且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时变反应规律存在显著差异;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能力较差,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冲击的反应时滞表现出逐渐缩短的趋势,但在反应强度上有所减弱。所以,现阶段不同政策工具的协同运用可以有效弥补其指标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等方面的差异和不足。     

中国货币政策应兼顾资产价格与人民币汇率目标吗——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是否兼顾了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目标,进而基于LT-TVP-VAR模型,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冲击下,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不同滞后期的时变脉冲响应。研究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价格型货币政策已考虑了资产价格目标,但人民币汇率目标仍不显著;资产价格面临不同货币政策冲击时,各滞后期脉冲响应存在较强的周期性和领先滞后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面临不同政策冲击时,各滞后期脉冲响应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中国在提高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促进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同时,应兼顾资产价格和人民币汇率目标。     

价格与数量型工具相互支撑的货币政策框架研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特定条件下综合运用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调控已成为许多央行的选择,即使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一些国家也开始注重数量型与价格型工具的配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居民、非金融企业、政府等三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比分析了价格型、数量型等六种组合下的货币政策工具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混合型政策工具优于单一型政策工具,如果更加注重GDP目标,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的调控(QP)效果相对较好;如果更加注重通胀水平,那么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中长期调控(LPQ)效果较好;如果更加注重就业目标,运用价格型工具为主、数量型工具为辅的短期调控(SPQ)效果较好.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家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分析考察数量型与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研究显示：数量型与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有影响,即数量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弱化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价格型结构性货币政策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更多地通过小型银行起作用。     

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及启示

为摆脱金融危机导致的通货紧缩阴霾,2001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首次被迫将以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型货币调控方式转变为量化宽松的数量型货币调控方式,那轮危机时期日本央行以经常帐户余额为中间操作目标,并根据危机冲击演变程度不断调整该目标。到目前为止,虽然学术界尚未对“定量宽松”给出一个标准统一定义,但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已被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视为对抗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的一种有效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     

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分析

经典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意味着相同程度紧缩性货币政策效果显著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本文通过构建四类货币供给方程全面测度中国货币政策冲击,藉此验证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存在性及表现形式。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当期正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力度大于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力度;但滞后两期和四期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力度则分别大于相应滞后期的正向货币冲击的影响力度;考虑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比扩张性货币政策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