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惠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异质性影响——基于2002-2018年BACI数据库的数据分析

本文匹配2002-2018年BACI数据库的HS-6分位5219种产品152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及WTO数据库的优惠贸易协定大样本数据，采用泊松拟极大似然估计技术，实证检验优惠贸易协定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签订及深化优惠贸易协定均能显著促进出口的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广延边际。该影响效应存在着条款、国别以及产品三维度的异质性。协定条款中的边界深度对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边界后深度只对集约边际有促进作用而对广延边际没有产生影响。从不同类型的国别贸易上看，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为帕累托改进，但对不同类型国家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从产品层面上看，“北北型”“南北型”和“南南型”优惠贸易协定对于同质化和差异化产品以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产品的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本文为不同国家间签订恰当的贸易协定和选择合适的缔约国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启示。     

互联网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基于贸易成本与本地市场效应视角

文章通过考察城市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试图从互联网发展的视角探寻中国贸易结构转型的新路径。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出口增长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出口广延边际的扩张,对出口的集约边际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在充分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贸易成本降低、本地市场潜能和一般贸易占比扩大是互联网促进企业出口广延边际的重要路径,而且在贸易过程中互联网降低沟通成本的作用比降低合约成本的作用大。互联网发展对一般贸易、差异化产品、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低运输成本行业的出口广延边际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研究为优化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金融危机如何影响服务产业贸易流量——基于二元边际的分析视角

本文将Helpman et al.(2004)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拓展至服务贸易领域,并引入金融危机影响,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微观企业服务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2000-2013年全球42个国家服务产业层面的出口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HMR两阶段引力模型,就金融危机对服务出口的边际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会显著降低各国服务出口的广延边际,但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则是不确定的。发达出口国集约边际在金融危机期间显著增加,发展中出口国集约边际则没有显著变化。分组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对服务出口的边际影响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和行业差异。     

金融危机与贸易波动

本文依据192个出口国(地区)和169个进口国(地区)的数据,利用引力模型研究金融危机对出口及出口二元边际的当期及滞后期的影响情况,并分析影响危机复苏的机制,将金融危机划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违约危机。研究结果显示:货币危机对出口广延边际的影响为正,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为负,对总出口的影响不显著;银行危机对总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违约危机对总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该正向影响主要来自于广延边际;浮动的汇率制度和较高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对危机爆发后广延边际的复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新产品边际贸易及贸易增长研究——基于不同贸易部门性质的分析

本文在传统的出口增长二元边际分析框架下,引入最少贸易商品和贸易阈值等概念,在扩展边际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新产品边际的定义,还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中商品种类外延扩展的真实作用。本文通过匹配协整HS分类6位码下326万组贸易数据,测算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65国在2005—2015年的集约边际增长与新产品边际增长情况。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出口增长中,新产品边际是促进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人均收入较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新产品边际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对可能影响二元边际增长的各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规模、对外开放程度、贸易成本等因素对集约边际和新产品边际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对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

本文基于2003—2015年间我国186个地级市样本数据,构建DID模型检验了"智慧城市"试点影响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异质性。结果显示:第一,"智慧城市"试点总体促进了FDI的"广延边际",但对FDI的"集约边际"扩展的作用不明显;第二,东部城市FDI的"广延边际"扩展受到"智慧城市"试点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智慧城市"试点引起FDI的"广延边际"拓展具有滞后效应且至少在2年之后才会出现;第四,"智慧城市"试点主要通过降低投入成本,增强基础设施和提升人口素质等途径实现FDI的"广延边际"扩展,但伴随着"智慧城市"试点出现的严厉环境规制会对FDI的"广延边际"扩展形成抑制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揭示了"智慧城市"试点与FDI的"二元边际"扩展的逻辑联系,并给予经验层面的支撑和政策层面的参考。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视角

廉价劳动力一直都是中国加工贸易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但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迫使中国加工贸易加快转型。本文利用2002~2013年HS 6位编码微观贸易数据,并借鉴Amurgo-Pacheco和Pierola(2008)的分解方法,计算中国对1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通过Tobit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成本、进出口国市场规模、贸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多边阻力及外部冲击等因素对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计算其边际效应,同时采用PPML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其后,将二元边际按不同技术水平产品细分做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主要影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对扩展边际虽有影响但其程度甚小,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一,中高技术出口产品二元边际受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低于中低技术出口产品。因此,中国发展加工贸易与实现转型升级的重点政策着力方向是从集约边际转向质量价格边际,增加产品技术内涵,同时着力加强扩展边际。     

外资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二元边际经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但对出口路径的研究并不多见。文章以二元边际分析为框架,基于"企业—产品—目的地"的视角,利用2000-2006年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外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弱。进一步区分出口的宽度和深度后,表明出口集约边际受FDI的影响不明显,有利于企业通过扩展边际实现出口的扩张。将出口扩展边际细化后,显示外资对新产品出口至老市场以及老产品出口至新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另外,外资对出口的拉动作用受制于行业技术机会的影响,对新产品出口的作用主要在"低技术机会行业"。最后,文章提出了如何利用外资促进中国出口的政策建议。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基于“双循环”视角的机制研究

地理标志代表着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特定品质和良好声誉，是“双循环”格局下稳定农产品出口的一剂良方。本文在理论分析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出口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显著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这一结果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产品层面看，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水果出口的影响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展开，而对蔬菜出口的推动则主要通过扩展边际。(3)中国农产品出口到地理标志禀赋丰富的国家对出口二元边际作用更大，相比于出口国单边，贸易双边均拥有互认产品更能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增长，而进口国单边拥有互认产品则会形成贸易壁垒。(4)机制检验表明，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下产生的：在国内市场，通过内需驱动，发挥本地市场效应，促进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在国外市场，通过质量升级，突破出口壁垒，并通过信号传递，激发进口需求，提高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

中国出口增长长期存在以集约边际为主的特征,本文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视角探寻其中的可能原因。理论模型显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越多,老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低,新产品出口零利润条件越高,两方面共同作用是我国出口增长主要以老产品集约边际为主的原因之一。使用PPML方法对1995—2017年中国出口到209个国家的二元边际数据进行检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低劳动力使用成本"直接激励作用,对老产品的集约边际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对新产品扩展边际出口有负面影响。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