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集聚:空间特征与驱动因素

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产业的空间格局呈现出跨越行政边界连续集聚的新态势.针对传统集聚指标无法捕捉中国产业跨边界连续成片的集聚现象,本文选择DO指数测度了2008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在连续空间上的集聚程度,并进一步探索了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存在形式.结果表明:44％的制造业行业是显著集聚的,且集聚的空间尺度大都在0～300km范围内.其中,大企业在短距离范围内高度集聚,并推动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地理集中,而小企业集聚发生的空间尺度较大,且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空间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具有地理衰减特征,尤其是知识技术溢出,仅在100km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作用呈现空间增强趋势,并在短距离范围内抑制了空间外部性的有效溢出.本文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全貌,为有效引导产业梯度转移和合理布局奠定了基础性认识.     

城市密集区FDI溢出效应及其增长影响:来自大长三角地区的证据(1991-2010)

利用1991-2010年大长三角地区2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检验了FDI溢出与城市生产率间的基本关系,文章发现:首先,FDI对本地城市增长的正效应显著存在并随时间而增强,但其空间溢出显著为负;其次,空间作用在城市增长中扮演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而且长期而言空间依赖有增强趋势;第三,FDI的进入提高了地区城市间增长的条件收敛速度;第四,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核心和外围区城市间都存在并随时间提高,但前者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对于该地区引进FDI和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中国省际OFDI、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中国,研究省际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需充分考虑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考察中国省际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杜宾模型估计表明,本地OFDI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将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进周边尤其是邻接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提升,且这种溢出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并随时间的推进日益增强。但现阶段中国省际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空间溢出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国内OFDI政策的制定需充分考虑OFDI与国内经济的互动及其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影响,形成以地区统筹发展和差别化调控为重点的投资政策体系,更好地实现"以开放促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

采用改进引力模型,量化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空间网络结构以及13个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空间联系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分异和不均衡特征,并逐渐呈现多中心发展趋势;该城市群整体网络联系由京津向周边城市逐渐衰减,且具有显著的圈层结构特征。整体网络联系紧密,各城市间吸收、传递功能显著增强,但更多依赖北京和天津的辐射带动作用,城市群内部城市联系强弱存在明显不均匀特征,具有一定梯度层级。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优化京津冀城市空间网络结构的相关建议。     

旅游活动地理投影下城市旅游空间优化的策略

城市空间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地理载体。本文分析了城市旅游空间的属性、意义以及空间结构存在的局限,并在不同层次的空间范围内,提出了空间优化整合的解决思路,以提高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市场潜能、地理距离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

本文将人均GDP和市场潜能作为表征经济增长及其溢出效应的指标,基于空间计量方法考察了我国285个地级市2004-2013年经济增长溢出效应随时间和地理距离的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一方面随时间推移整体增强,另一方面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其中300公里内为密集溢出区,800公里以内为有效溢出区、以外为间接溢出区,说明经济增长最有效的空间溢出范围在一到两个省的范围内,与地级市的行政界线相比,省级行政界线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阻碍作用更明显.     

基于市场潜能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

中国地域广泛,各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有差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增长空间格局形成。根据目前我国经济空间格局的现实来看,基本还是从沿海到内陆的态势。而其中的一些溢出的内容对非经济中心区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从市场潜能的角度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然后从市场潜能的角度又分析城市经济的溢出效应,最后总结中国城市金贵增长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的基本情况,指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金融集聚与城市经济绩效

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1年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对于本地和临近城市经济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金融溢出的空间范围。三种权重矩阵设定下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城市金融集聚不仅提高了本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城市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了空间循环反馈效应以后仍然是稳健的。同时,金融活动的溢出范围有限,仅在110、120公里以内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同一城市群中上海与杭州、南京,沈阳与大连,重庆与成都等相距较远的核心城市可以同时扮演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角色。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空间收敛的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本文使用校准后的城市卫星灯光数据,从空间收敛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在考虑空间互动关系的前提下,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总体上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的估计结果都支持了这一结论.基于空间溢出的学习效应、分享效应、竞争效应等是不同城市实现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群收敛并不是中国俱乐部收敛的普遍现象,俱乐部收敛仅出现在相对富裕的城市群内.但高铁开通后,大多城市群的表现发生了逆转,经济增长基本呈现出收敛的趋势.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评估了中国城市层面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对当前中国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高铁在中国经济的作用有重要启示.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和产业生态化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实证结果表明:(1)人均财政支出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区域内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三者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技术支出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区域内,各项结构性支出的溢出效应在方向和程度上又各不相同.可见,由于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和区域的差异性特征的存在,相邻省域的财政支出对本辖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不同方向、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此,本文从“构建区域横向财政合作体系”“构建质量为导向政绩考核体系”“立足自身要素禀赋实际”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网络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基于城市群各城市间的经济、金融与交通联系,文章构建了相应的经济、金融和交通空间网络结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采用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2000—2017年经济金融数据,构建了基于三种不同空间网络的空间权重矩阵,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最终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金融和交通联系日趋紧密,在三种不同的空间网络下大湾区各城市金融风险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说明城市间的金融风险存在传染性。其中,在经济网络和交通网络下金融风险的空间自相关性更为显著,意味着金融风险通过经济渠道和交通渠道的传染性更强。     

人力资本、 FDI、空间外部性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绩效

基于扩展Solow增长框架,本文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2001-2012年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发现：人力资本和FDI对所在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其中FDI的效应有增强趋势,但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控制空间效应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增长依然具有β条件收敛趋势,但收敛速度较慢;城市间增长存在显著的且随时间增强的空间竞争效应即负的空间外部性, FDI的进入加剧了这一效应;劳动力增长对本地城市增长影响不显著,但存在正向空间外部性。上述发现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推进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中国城市环境质量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以2000-2009年中国29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尝试将经济增长背后存在的要素市场扭曲因素纳入分析框架，结合空间Durbin模型实证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要素市场的扭曲会恶化城市空气质量且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较高的城市人口密度会恶化城市空气质量，城市绿化率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提升可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但城市的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和政府环境治理度等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够明显。推动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筛选效应、异质企业内生集聚与城市生产率

本文通过一个改进的新新经济地理异质企业模型考察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效企业能制定较低的价格、占有较大的市场,因此倾向进入大城市,而低效企业倾向选择较小的城市;城市越大,对企业的门槛效率要求越高.大城市的企业效率分布曲线相比小城市有较高的左侧截尾,而小城市相对于大城市存在右侧截尾.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企业固定效率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估计显示城市效率门槛随城市规模增长而增长,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传统集聚经济的1/5～2/5,但集聚经济和筛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影响有所差异.分析还表明,降低区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城市间效率分布的趋同,市场一体化将提升中小城市生产率、缩小城市间差距.     

浅析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

数字城市是数字中国地理空间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地理信息的广泛应用,迫切需要有效整合城市多源地理信息数据,建立统一、权威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各类与地理位置有关的部门、行业提供信息的集成、分发、共享,促进社会全面发展。本文以“数字济宁”为例阐述了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概况,市场需求及产业前景等。     

技术溢出的空间路径及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下构建城市集聚空间模型,系统分析技术溢出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对城市集聚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技术溢出的路径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局部技术溢出可以提升系统内城市集聚水平,全局技术溢出对系统集聚结构没有影响,但可以提升全系统的生产率;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多样性偏好度、贸易成本,以及城市拥挤成本是影响城市经济集聚的重要因素,城市集聚水平与居民工业品消费支出占其总支出的份额、消费者产品多样性的偏好度正相关,与公共品边际成本增速、贸易自由度负相关;从技术溢出的路径看,外商直接投资、公共教育、信息服务等的溢出效应比较显著,而企业自身研发活动的技术溢出则不明显。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及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检验

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103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对其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全球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但不同类型国家投资便利化指数的动态演进差异性较大,非“一带一路”国家和OECD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更高,但其特征分化也更明显;投资便利化指数存在空间竞争性和β收敛,而空间因素能够加快收敛速度。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不仅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增长,而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营商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金融服务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次之。本文揭示的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的时空特征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知识溢出视角下区域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研究

本文从知识溢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区域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首先,分析了我国创新活动的区域分布格局,计算其空间集聚度,并通过Moran'sⅠ指数检验证实了我国区域创新活动确实具有空间相关性;其次,构建含知识溢出的创新知识生产函数,并通过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邻地区之间的知识溢出以及各省市的科技经费、人员投入的差异是引起创新活动集聚的重要原因;其中,知识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衰减,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我国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     

高端服务业的空间分布、空间溢出及对工业升级的影响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模型,考察高端服务业空间分布、空间溢出对工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发现三者间呈U型曲线关系,即当区域间空间溢出的强度保持不变时,高端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推动工业的加速升级;而提升高端服务业空间外溢强度,可以全面提高整个经济体工业升级速度。进一步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16年空间面板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工业升级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中国高端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在省域间没能对工业升级产生促进作用,甚至拖累了工业升级的速度,但在时间层面上显著促进工业升级;高端服务业空间溢出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全面地促进了工业升级; FDI和创新环境变量在区域层面拖累、在时间层面促进工业升级;政府干预变量在区域层面上显著促进、在时间层面上阻碍了工业升级。     

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的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揭示了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交互乘数及空间溢出效应.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基于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使用GS3SLS方法进行事实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就业与服务业就业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机制,城市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服务业就业0.45％～0.47％0的提升,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受益最大;服务业就业每增加1％,会带来制造业就业1.15％～1.16％的提升.城市之间制造业就业和服务业就业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为负,表现为发达地区拥有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会吸引周边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迁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就业对制造业就业的乘数效应占主导,制造业的发展愈发依靠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二者的空间交互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政策上,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深化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完善城市结构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第二、三产业之间相互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