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引进FDI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重庆市吸引FDI(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已经跻身西部省市前列,该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基于外资集聚程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方面的显著优势。FDI在重庆市的行业选择主要受行业比较优势、行业外资集聚程度和行业资本密集度等因素影响。因此,重庆市还应在提高研发能力、引导FDI在第三产业内部平衡布局、促进重点行业形成集聚效应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东道国的融资环境和政府行为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提出一个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吸引FDI的多少与本国企业所受到的投资约束是相关的,这种约束越大,吸收的FDI就越多。本文通过FDI行业集中度的国际比较,揭示出中国FDI行业集中度极其低下这一特殊现象,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吸收如此大量的FDI,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受到了极其严厉的金融约束和政府行为的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部分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外资进入了中国,占领了我国市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产业集群与FDI的相互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产业集群取得了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广东产业的特色和优势,与此同时,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呈逐年递增趋势,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地区.本文研究了广东省产业集群与FDI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广东省产业集群独特的区位优势可以吸引外资以取得进一步发展,而外资的进入使产业集群的分工协作深化、竞争力提升,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聚集.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发展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集聚效应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的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借助于产业集聚和国别集聚最终表现为区域集聚。本文以江苏省引进外资的数据对FDI地区集聚的特征、效应和形成机理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集聚效应对外资的区位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不同产业和国别的集聚效应有着很大的差异。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FDI、要素禀赋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学术界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促进产业集聚,本文尝试探究检验中部地区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首先利用区位熵指数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状况,然后以河南省为例,利用2001-2010年27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FDI对河南省产业集聚的作用不显著。继而将地区的要素禀赋变量加入模型后,分析发现要素禀赋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中,中部地区着重加强对本地区要素的利用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科学合理的利用FDI,不能盲目追求FDI的规模。     

基于产业集群的江浙FDI溢出效应差异研究

江、浙两省都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但在FDI与内资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及溢出途径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在分析基于产业集群的FDI投资差异的基础上,对FDI的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进而对如何提高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建议。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FDI的影响分析

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外商在华投资成本提高,导致了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持续减少和外商撤资,对中国FDI产生了负面影响。我国应抓住机遇,调整结构。抢占市场。要充分发挥中西部丰富的矿产资源、农业资源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等方面的优势,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要采取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加速外资梯度转移,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行业,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的分布更加合理。     

金融危机下促进我国中西部FDI发展的策略探讨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面临巨大挑战,而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中西部地区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较大,应充分发挥市场规模和潜力优势,发展市场寻求型FDI;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引进FDI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弥补自身不足;提高教育水平,加强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善投资硬环境,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注重产业集群效应,抓住机遇促进FDI的发展.     

中国逆向型FDI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发展中国家地区流向发达国家地区的逆向型FDI不是基于产业技术与管理的所有权优势,而是以本国产业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获取战略资源为目标的投资。对中国大陆逆向型FDI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倾向、技术研发水平差距、华人数量等因素与中国逆向型FDI成正相关,而进口倾向、劳动生产率差距、距离等因素与逆向型FDI成负相关。研究还表明,中国当前的逆向型FDI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促进出口和获得先进技术,验证了理论界提出的出口促进型FDI、学习型FDI或技术获取型FDI的理论假设。     

The Politics of Self–Restraint: FDI Subsidies and Japanese Mercantilism

Home governments seek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not only through export credit, but also through preferential loan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deed, contrary to the common image of nation‐states resenting their loss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mobil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some governments have become active financiers of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to serve their industrial policy goals. The uneven use by industrialized states of preferential credit to further MNC expansion challenges the current characterization of home government policy as both homogenous and ineffective for the task of industrial promotion. The world's most active state in FDI finance, Japan, has enjoyed an inordinate degree of freedom to engage in subsidization of MNC investment since no international regime on FDI credit, similar to the OECD arrangement on government export finance, exists. Moreover, Japanese labor has not challenged the legitimacy of state FDI finance. In the absence of international or societal constraints on soft FDI credit, Japanese self‐restraint in FDI subsidization is better explained by the internal budgetary makeup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a mandate to finance FDI. Treasury bureaucrats concerned with healthy public finances and politicians eager to reward core support groups, have repeatedly competed for control over the budgetary strings on soft FDI finance. This political contest is far from over. This paper, therefore,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 agency behind rules of financial discipline that have so far inhibited Japanese rent‐seek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     

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企业行为研究

基于东道国引资政策对跨国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建立一个由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构成的寡头垄断竞争模型,分析跨国企业的选择行为及东道国的最佳优惠政策,结论表明东道国最佳优惠政策与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密切相关。因此,东道国制定引资政策时应以本国国民福利为首要目标,针对不同类型的FDI给予不同的优惠政策。     

东道国劳资关系对FDI构成影响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1985-2008年中国相应数据，检验了中国劳资关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劳资关系制度仍不健全，工会力量较薄弱，因此其对FDI不构成显著影响，一些传统因素如GDP、工资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等仍然是影响FDI的显著变量。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劳资关系规制的健全、工会谈判力量的增强以及行业、地区水平集体谈判的推进，劳资关系因素对FDI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方法,对入世前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都产生了正的溢出效应,而且入世后较入世前更加显著。我国应继续遵循自己的路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发挥其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退出效应与绩效检验

文章摒弃了“从FDI进入研究东道国溢出效应”的传统思路,强调FDI退出对东道国的受益（贡献）情况。文章进一步利用2008-2013年间两位码分类的中国工业动态面板数据,估计了FDI退出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研究发现：FDI退出对中国工业绩效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以追求研发创新和高端人才优势为战略动机的探索型FDI退出抑制了中国工业绩效的改善,而以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为投资目标的利用型FDI退出则有利于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绩效改善的贡献呈递增之势。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指数因素分析法将中国各行业能源消费指数分解为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效应、FDI行业分布效应和投资能源强度效应，拟揭示FDI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认为，FDI行业分布对中国能源消费影响较大并呈现加强态势。因此，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引导FDI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地降低中国能源消费。     

FDI的“行业集聚”与行业分布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影响FDI行业分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除了分析行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外,本文还重点研究了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FDI行业分布溢出。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的产品出口比重对吸收F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行业内的国有企业集聚对外资企业进入有显著的"壁垒"效应,而行业的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外资进入没有显著影响。此外,FDI的行业集聚对吸收FDI有正向的行业内溢出,而FDI的行业集聚产生的行业间分布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后向溢出方面,但没有产生前向溢出。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拉动的弹性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外资对我国各产业增加值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制造业,近20年的数据表明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拉动非常大;同时长期以来外资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也不容忽视,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零售业的全面开放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未来利用外资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由此带动国内产业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分析表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与我国长期坚持积极利用外资具有明显的弹性关系。     

生产的区位与外资分布的行业差异

改革开放 2 0年来我国吸引的外资数量逐年增加 ,但从行业角度来看 ,各地区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存在差异 ,而生产的区位化是决定各地区吸收外资行业分布差异的重要原因 ,且各地区经济的行业结构与其吸收外资的行业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