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经验研究

区位选择是企业OFDI战略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项投资的风险与成败。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质量因素等对一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质量各分项指标以及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质量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与东道国制度质量本身相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大;不同维度制度质量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虽然有别,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同时具有低政治制度质量偏好和低法律制度质量偏好,而对高经济制度质量的偏好不显著;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本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质量距离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影响力更大。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为广阔的产业合作,并进一步推动"南-南"投资的发展,积极构建"南-南"合作组织、推动"南-南"合作机制形成。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我国OFDI促进国内技术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12年1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东道国的经济制度质量和政治制度质量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和经济自由度,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投资母国对外国技术的吸收能力是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我国应将政府治理水平高、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以最大程度地获取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200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OFDI倾向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区位选择则主要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市场,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战略资产。此外,二者在区位选择上比较明显的差别是,国有企业OFDI对东道国政治风险并不敏感,甚至倾向于进入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而民营企业OFDI则有很强的风险规避意识,倾向于进入政治稳定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电子信息企业为例

本文在整合Johanson国际化过程理论和邓宁国际化生产折中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14家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规范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初始国际化区位选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OFDI区位选择是权衡国际化困难与优势的结果;②我国产品能更好地调整以适应其他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东道国不完善基础设施的优势使得我国大部分企业选择到文化距离较小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③选择到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投资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企业获取东道国区位优势的意图。     

多重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联合影响效应研究

通过选取81个中国OFDI主要国家(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多维距离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组态视角探索多维距离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均不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高偏好组态的必要性条件。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有4条，呈现出“殊途同归”的特点，具体归纳为距离逃逸型，异质距离偏好型与高经济距离和低文化距离引领型。多维距离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高偏好组态稳定性较强，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未发生明显变化。不同组态下各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且特定市场情境下部分距离因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构建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定量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并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国OFDI增长,其中制度质量改善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亚非地区、中等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欠丰富、市场潜力大以及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沿线各国推进投资便利化建设,可以通过削减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等渠道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聚焦行业差异的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建设能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OFDI扩展边际的提高,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     

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

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背景,本文拓展了我国逆梯度OFDI存在的原因,通过理论推断、案例分析和实证得出我国逆梯度OFDI具有战略性资产积累与国内外市场扩张并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我国OFDI与贸易结构的命题置于顺-逆梯度OFDI并存框架下,分析了我国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最后,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与24个发展中国家、22个发达国家的双边OFDI和贸易的面板数据验证与比较,提出了改善我国贸易结构的建议。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文献综述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兴起激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动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市场发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别,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也大相径庭。通过对比归纳发现,发达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集中,受东道国因素影响较多并大多有市场推动;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复杂多样,主要受母国因素影响且政府政策推动具有较大作用。这一比较研究也表明,在我国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应先考虑并区分不同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差异化结果。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OFDI与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文献综述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就OFDI与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总结。国外就该主题的研究起步早,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相对成熟,而国内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关注主要出现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基本上延续了国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现有文献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是: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而言,受OFDI规模小和"滞后效应"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尚不明显。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是:OFDI对企业产品升级、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作用,OFDI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以及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对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思考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高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概念上的差异,指出不能将世界银行认定高收入国家的标准,作为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本文提出用发达国家末尾集团的人均GDP作为发达国家的"门槛线",并结合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各省人均GDP发展现状,做出了相应预测:我国人均GDP至少还需要十年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门槛线"。据此,本文认为我国作为全球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既要认真考虑发展的外溢效应,承担相应大国责任;也要认清发展任务的艰巨性,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ock-market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located in three host-country groups: An extension and empirical validation

In a well-known study of joint venture (JV) characteristics, Beamish (1985) compared the attributes and performance of JVs located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study advances Beamish's (1985) work by circumventing some of its key limitations. It compares the structure and stock-market performance of two-party equity JVs across three host-country groups: (i) developed countries, (ii) 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iii)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Emerging markets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Based on a cross-sectional sample of nearly 1100 JVs involving American firms and non-American partn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JV characteristics diverge as well as converge vis-à-vis three host-country groups. Interestingly—unlike Beamish (1985)—differences in JV configurations across these groups do not result in differences in abnormal returns to American parents. However, some JV characteristics consistently influence firms’ shareholder value (albeit sometimes in opposite directions) whereas the valuation impact of other characteristics depends upon a particular host-country group.     

The OFDI patterns and firm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multinationality strategy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how multinationality strategy, home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host-country risk explain the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of OFDI patterns of firms in the most important emerging economy, China. Two main patterns of OFDI (‘born global’ natured multiple simultaneous and IP-natured gradually growing) have been dominant in China during its first OFDI as a latecomer.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IP argument, we hypothesize that the multiple simultaneous pattern of a born-global nature leads to better performance. We also hypothesize that firm multinationality strategy and home political influence play greater roles in enhancing the performance effect of the multiple simultaneous pattern than another pattern, i.e., IP-natured gradually growing pattern. Using panel data of 4619 observations from 261Chinese publicly listed firms from 1991 to 2011, we find a superior performance effect for the multiple simultaneous pattern. Further, we find a greater moderating effect of firm multinationality strategy and home political influence affecting the OFDI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undertaken by the multiple simultaneous pattern than by the gradually growing pattern. Our study extends understanding of OFDI pattern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nd suggests that the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should focus on external and firm factors that may facilitate the performance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