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对独资倾向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的市场模式出现独资倾向.本文探讨了中国FDI进入模式的独资倾向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和FDI的工业比重等变量都对其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市场化程度以及FDI的服务业比重则对其有显著的负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对FDI进入模式的独资倾向影响则不显著.     

我国制造业FDI对吸引服务业FDI的影响研究

随着服务业对华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影响其投资规模的因素研究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的重点,从服务业FDI随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协同转移角度出发,并利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制造业FDI规模对于服务业对华转移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而且生产性服务行业受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的结论。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分工模式和实证分析探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垂直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下游企业、水平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投资企业都会放大关中行业贸易逆差,引发美国上升的行业损害抱怨。结果,美国对华反倾销对这些分工FDI在中国的投资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2）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吸收的内向FDI比重出现近20％的：k幅下降,这很好地证实了基于分工模式的理论预测。（3）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呈增加态势,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对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壁垒,而是选择避税地进行外向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很难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     

人民币汇率与FDI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双边实际汇率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对美国而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仅不会导致中国FDI流入的减少,反而能够促进FDI流入的增加;对日本和欧盟而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其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美、日和欧盟而言,我国的开放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对它们的对华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日本对华FDI与贸易结构的实证研究

中日两国贸易不断扩大,日本在华投资结构逐渐多样化,日本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尤其是后危机时代。文章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采用1987-2012年的年日本对华FDI投资以及两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量的数据,基于BEC将商品分五类,与日本对华FDI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然后进行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得出日本对华FDI投资与各类贸易品的长、短期关系。     

试论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中国服务贸易额的增长也离不开FDI的利用,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持续加快,服务业在"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结合我国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对我国服务业、服务业贸易、服务业FDI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理清了它们的概念和关系;全面分析了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中存在的问题;利用服务业FDI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对策是深化服务市场开放程度;扩大服务业FDI流入的外溢效应;调整服务业外商投资结构;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扩大出口;规范投资制度,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服务业吸引FDI影响因素分析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迅猛增长为国际直接投资主流和中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第二大流入国的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吸引FDI却极其滞后,制约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因此,本文对中国服务业及三大生产性分行业吸引FDI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通过加大引资而提升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性建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以1985-2002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国市场容量、中日双边贸易、实际汇率和中日实际工资差异。通过对模型中各变量的比较和归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动机整体上可以综合为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贸易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以扩张本国的边际产业为直接目的;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吸引日本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日本FDI)从一开始便呈现出集聚在东部地区的特征,在随后的三十年内,这种特征并未消失,反而逐步得到加强。本文将结合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地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历史和现状,从而为下一步中西部地区更好地利用日本直接投资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日本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中占有较大比重。本文选取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为研究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路径,选取1986-2009年为样本区间,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分析

虽然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但从2009年开始呈现加速态势.在进入模式选择上,中国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取新建模式;在区域布局上,中国服务企业以香港为中介和重要跳板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时,中国服务企业进入境外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中国服务企业主要进入与我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的港澳台、东盟、日韩地区以及服务市场较大的北美、西欧地区.     

外国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中的国别差异

外国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14个主要投资国1984年至2004年对华投资与双边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总体上促进了贸易的增长,但是各国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却有着明显差异。日本、美国、韩国、德国、我国台湾地区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贸易促进型的,我国澳门地区、马来西亚、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和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是贸易替代型的。     

震后日本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日本地震使其经济遭受重创并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思考。本文选取1996年1月到2011年4月中日美三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建立VE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认为震后日本经济下行会直接导致中国经济短期内同向波动,并通过影响外部经济环境间接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诸多影响在中国对日出口和日本对华投资方面表现突出。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2000-2010年的数据,通过GL指数、MIIT指数、HIIT指数和VIIT指数,对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分析,认为中日服务贸易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并且服务贸易各部门产业内贸易水平差异较大,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和其他商业服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对影响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规模是影响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中日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和市场开放度与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正相关,市场规模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负相关。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拉动的弹性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模型对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得出,外资对我国各产业增加值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特别是制造业,近20年的数据表明外资对我国制造业及其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拉动非常大;同时长期以来外资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也不容忽视,可以预见随着我国零售业的全面开放以及金融、电信等行业的进一步开放,这些行业未来利用外资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由此带动国内产业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分析表明,国内产业结构发展与我国长期坚持积极利用外资具有明显的弹性关系。     

我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特征和趋势分析

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服务业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领域。本文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历程和行业特征,并结合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服务市场日益扩大开放的背景,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Macro Determinants of FDI Inflows to Japan: An Analysis of Source Country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ource country determinants of FDI into Japan. The paper highlights certain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weaknesses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offers some explanations for hitherto ambiguous results. Specifically,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panel data analysi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fixed effects in the analysis rather than simply pooling the data. Indeed, we argue that many of the results reported elsewhere are a feature of this mis‐specification. To this end, pooled, fixed effects and random effects estimates a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DI into Japan is inversely related to trade flows, such that trade and FDI are substitutes. Moreover,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FDI increases with home countr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previously reported results,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exchange rates, relative borrowing costs and labour costs in explaining FDI flows, are sensitive to the econometric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approach.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results within a policy context. In recent years Japan has sought to attract FDI, though many firms still complain of barriers to inward investment penetration in Jap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ltural and geographic distance are only of marginal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FDI, and that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market‐seeking explanation of FDI. As such, the attitude to risk in the source country is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size of FDI flows to Japan.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VAR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服务出口、服务进口分别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单向Granger原因,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服务出口和服务进口的Granger原因。从长期来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均是替代关系,短期来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出口、服务进口是较弱的互补关系。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系统中相互决定和相互依存的内生变量角度构造动态模型,以此分析相互联系的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并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三变量之间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同时,服务业增加值与GDP保持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在三变量的因果检验中,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国内生产总值不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Granger因,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东道国劳资关系对FDI构成影响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1985-2008年中国相应数据，检验了中国劳资关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劳资关系制度仍不健全，工会力量较薄弱，因此其对FDI不构成显著影响，一些传统因素如GDP、工资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等仍然是影响FDI的显著变量。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劳资关系规制的健全、工会谈判力量的增强以及行业、地区水平集体谈判的推进，劳资关系因素对FDI的影响将逐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