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流通的OFDI效率提升效应

人民币跨境流通是中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其流通水平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值得研究。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人民币跨境流通能够提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OFDI效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对“一带”沿线国家、高制度质量国家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中国OFDI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民币跨境流通对中国OFDI效率影响的汇率传导机制成立，表现为负向弱化作用。中国应当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推动投融资便利化，加强制度合作，提升投资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中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提供了更多国际化机遇和挑战。文章依托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效率的发展演变情况,并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效率,随着倡议的不断推进,这种动态影响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位于国家级战略区域内的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并未发挥预期效果;(3)作用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影响内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网络两条渠道扩充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进而拉动国内创新效率的提升。由此,文章从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扩充研发资本存量角度提出了我国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对贸易强度关系的影响与机制——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强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与贸易畅通,对沿线国家的承包工程业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文章采用贸易强度指数模型,对2006-2018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通过提升特定国家偏向提高了与合作建设国家的贸易强度。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对外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及建立紧密贸易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9年国别数据构建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包容性发展水平,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效应。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通过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机制发挥作用。(2)“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发展效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一路”国家,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国家不具有明显的分化效应。(3)拓展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提高沿线国家债务增长水平,“债务陷阱论”缺乏实证基础。本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效应,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互利共赢,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路径研究

基于2003—2017年65个国家的数据,文章构建了个体固定效应下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和传导作用机制,并将65国分成逆梯度组和顺梯度组进行对比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经济规模这一中介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起推动作用,其次是技术溢出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最小;(2)在全样本组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这一链式传导路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3)顺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与全样本组相同,而在逆梯度组中的链式传导路径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因此,中国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并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链式传导机制作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

文章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重新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重点探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特征与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2014—2021年共42个沿线国家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研究发现:我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总体表现出抑制效应,属于“雪中送炭”,而非“雪上加霜”。债务风险抑制过程表现出“滞后→急释→缓释”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且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是发挥抑制效应的重要渠道,同样表现出非线性传导特征。实证结果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并发现对于不同债务风险水平及所属不同地区的样本国家会产生异质性影响。文章不仅丰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还从根本上驳斥“债务陷阱论”,缓解了沿线国家“债务焦虑”,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事实依据与决策参考,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壮大的趋势。本文通过选取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主要变量，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21年海外并购案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经济自由度与企业并购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以2013年作为分界线，结果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正向影响；接着对经济自由度分指标回归发现，产权保护、投资自由、反腐程度等指标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产生直接作用，而财政自由、政府支出、商业自由、金融自由等指标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并且因各个国家发展情况不同存在异质性问题。     

基于比较优势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基于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比较优势动机的关系，使用2015年中国制造业内25个细分行业对5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截面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同时受到比较优势动机和市场准入动机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寻求型动机；中国制造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符合比较优势动机，未出现偏好逆转的情况。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估：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近年来的企业实践表明，由于企业缺乏对沿线国家诸多风险因素的认识，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从政治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对华关系风险和社会弹性风险等5个方面的4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各国的总风险、地区分组、时间变化趋势等。稳健性分析显示，这一综合风险评估稳健性良好，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风险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

本文以2008年~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为样本,研究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相关性,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改革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与东道国制度环境显著负相关;(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这种负相关进一步加深;(3)包含节点城市的国家的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较为复杂,从全时期来看显著负相关,但是分阶段来看的话,“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均无显著相关性。     

英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被提升到全新的高度,这无疑会对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探索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影响,本文首先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新贸易数据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通用语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引入改良的经济学引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英语的合理运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提高英语的运用能力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扩大进口的作用、挑战与对策

积极扩大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然而，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较高、中国从事“一带一路”业务的国际商务人才缺乏等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从沿线国家积极扩大进口工作。基于此，中国政府要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支持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人才的培养，吸引沿线国家的优秀人才来华留学；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确保从沿线国家的进口稳定；动态调整从沿线国家的进口关税，挖掘中国企业进口贸易的新增长点。     

区域经济合作增强了中国与境外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动效应吗

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新时期全球经济共同繁荣的重要推力,因此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备受关注。以2009-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市场为研究主体,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动态关系变化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境外国家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联动效应显著增强,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有效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言之,样本国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对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金融市场的跨境联动效应比与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更为显著;中国与OECD国家金融市场的跨境联动效应比与非OECD国家的更为显著;中国与邻近国家仅有外汇市场的联动效应较为显著,而与非邻近国家股市和债市的联动效应均显著。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金融市场相关性的动态变化,丰富并拓展了政策视角下金融市场跨境联系的实证研究,对于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维护全球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间机电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与地区2010—2018年机电产品贸易数据,使用改进的双边显示性贸易偏好指数测度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机电产品贸易强度的动态变化,并采用扩展引力模型检验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机电产品贸易强度日益增加,且出口强度高于进口强度,周边邻国高于其他国家;技术差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市场需求、外贸开放度、政府规模、地缘优势等因素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强度。     

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影响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6国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PRS发布的ICRG中“一带一路”沿线56国的国家金融风险数据,探讨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金融风险各因素对中国OFDI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东道国债务偿还能力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汇率稳定度和外债占GDP的比例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常账户余额占总出口百分比在不同模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现象,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较高。为有效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应继续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开放,增强国际金融风险应对能力;加强事前、事中和事后投资监管,提升跨国企业金融风险防控水平;积极推动区域金融合作,共同应对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视角的研究

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否需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文章以世界经济论坛知识产权保护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发现东道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样本中强于非沿线国家样本,二是在低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中强于高知识产权保护度的国家样本。“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度较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更多是处于被模仿的地位,需要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定,敦促沿线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结论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政策导向提供了实证基础。     

“一带一路”国家大豆贸易网络特征分析

大豆作为重要的油料、食用和饲料作物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也是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农作物之一。“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各国大豆贸易带来了重大契机。基于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大豆贸易数据，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一带一路”国家大豆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过程。研究表明：2016—2020年间“一带一路”大豆贸易网络整体连通程度较弱，各国间的联系密切程度较低；由于地理、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各国之间的贸易活跃程度也有所差异；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大豆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起到沟通其他国家的桥梁作用，且其出口依赖程度较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我国应继续巩固“一带一路”国家大豆贸易的核心地位，提升中转能力，稳固大豆出口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