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基于总出口分解方法，利用增加值数据对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测算模型进行了修正。测度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和分行业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高估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幅度，且分行业制造业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会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点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通过对外贸易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对制造业整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较为显著，但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较小。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新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中间品贸易导致的重复计算夸大了真实贸易的规模,使得实际有效汇率测算中的重要指标~贸易权重的准确性深受影响。本文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通过引入增加值贸易核算体系,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重新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增加值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Ti VAREER)与传统实际有效汇率(STDREER)的上升趋势总体一致,但在大多数时期内,人民币Ti VAREER的升值趋势较STDREER更加显著;Ti VAREER主要受国外价格水平和双边名义汇率的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权重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减缓人民币Ti VAREER的升值趋势。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增加值贸易核算对于均衡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评估的影响作用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更能将国际贸易的最新动态反映出来,增加贸易核算会通过物价指数和贸易权重对有效汇率的预算造成影响,进而对均衡汇率造成影响。目前,通过增加贸易核算测算的实际有效汇率有很大的升值幅度,人民币汇率很可能超过了均衡汇率水平,因此,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价值链,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等手段来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福利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6-2007年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贸易和产业数据,根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总体汇率)的计算方法构造了制造业分行业的进、出口汇率指标,分别考察了总体汇率、出口汇率、进口汇率对制造业分行业、分部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个部门)工人福利的影响及其传导途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分行业分析中,三种汇率升值均降低了制造业工人的福利水平;在分部门分析中,由于区分了各部门贸易程度和产业性质存在的差异,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出口途径降低了劳动密集型部门工人的福利,主要通过投入品进口途径和制成品进口途径分别提高了资本密集型部门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工人的福利。最后,本文就长短期内如何调整人民币汇率以促进制造业工人福利改善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成本与增加值贸易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成为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不断深入导致全球价值链整体或部分环节数字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此,文章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检验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差异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均对增加值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复杂价值链出口的影响更显著.在行业层面,出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增加其服务业国内增加值的出口,而进出口国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将有利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提升.同时,中介效应检验表明,贸易双方综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够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对增加值贸易产生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严重失衡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各种摩擦的主要根源,也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一大焦点。利用2003—2013年的季度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两国实际GDP的变化。因此,为了平衡中美贸易收支,提出我国应扩大内需,增加高新技术及关键设备进口,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积极稳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等对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在现代经济中,一国的汇率波动往往会给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带来影响。本文在回顾前人对汇率波动和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2001年到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以及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更大的影响。最后,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有效控制汇率波动,才能保持贸易收支的相对稳定。     

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结构与中美贸易收支——基于SITC标准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低估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以消除美中贸易逆差的借口。文章选取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中美两国的国内收入、货币发行量及利率等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并按照SITC分类将中美贸易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三大类,将中国对美国这三种类型产品的净出口与得到的变量主成分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除了人民币汇率外,中美贸易收支差额还受中美两国的货币发行量以及汇率政策的显著影响,而且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净出口影响不尽一致。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有必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效应影响研究——基于非对称协整分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汇率提高了波动弹性,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各项贸易进出口额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波动存在非对称协整关系。基于2006年1月~2010年12月的数据,考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并展示第七类(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实证分析结果,其M-TAR模型通过检验,得出汇率对机械制造业占全国比重的影响比较薄弱。     

论美国国会与对外贸易法的制定与执行

在美国三权分立政体下,对外贸易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国会、总统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国会一方面通过授权总统扩大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建立完善的进口救济制度来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国会还把相当的权力委托给国际贸易法院由其行使司法审查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授权。美国贸易政策的制订权往往是在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进行分配,法院通常奉行"司法克制"的态度,通常避免就国会和总统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权力关系问题进行裁决。但其一旦决定介入,必然成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和欧盟反倾销法实体规则的比较

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法规分属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两个不同的架构体系,两套反倾销法规在实体规则中关于倾销行为的认定、产业损害的确认、倾销行为与产业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价格承诺制度、反规避规则、反吸收规则等方面既有极大的相同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解读

朝鲜设立新义州经济特区无疑是朝鲜近年来在经济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相似的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发展得益于毗邻香港这一重要因素,新义州经济特区选择在中朝边境设立也是看中了我国东北在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聚集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而且。包括着中俄日韩几个经济大国部分地区在内的东北亚拥有的人才技术优势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它一直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处女地,发展潜力巨大。无论是从摆脱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出发还是从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扩大本国经济开放程度而言。新义州经济特区的设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     

中美物流成本对比分析

物流包括运输、仓储、包装、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等职能,社会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均涉及到物流.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在物流行业的应用,使原来分散于不同经济领域和环节的相对独立的物流功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统一为综合物流系统,这不仅提高了物流本身的运作效率,而且更好地适应了市场上用户对物流的要求,使物流业发展成为综合传统运输、仓储行业的新兴产业.     

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

在美国,各种利益集团有着极其广泛的渠道和方式影响对华贸易政策的最终决策.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利益集团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组织、商业性利益集团和非商业性利益集团.就其在对华贸易政策决策领域的影响力而言,政府组织具有最高的影响权重系数,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权重系数居中,非商业性利益集团的影响权重系数居后.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持续性研究

近年来,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和美元持续贬值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强烈关注,一些经济学家发出了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的警告。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即以资产为本位的泛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中心国家美国和外围亚洲国家形成了双赢的局面。该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具有更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美国能够承受更大规模的经常项目赤字,并由此获得了更为灵活的政策操作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是其雄厚的金融和经济实力的体现。     

美国有机食品业发展现状

<正> 美国有机食品业创建时仅仅生产有机水果和蔬菜,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生产种类繁多的有机食品和纤维产品的产业。美国的朝阳行业美国的有机食品业在过去10年中发展迅猛。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统计,1997年美国大陆49个州的有机农产品生产面积共有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the growth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 in the growth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Estimates of MNC-related trade are developed for 1977, 1982, and 1987. The data show that MNCs are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 share of U.S. trade and that the trading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can be linked to significant trends in the U.S. trade balance.     

Ingredient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gredients that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n the US and contrasts conditions with those in Europe. It examin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established firms and new start-ups; the financing and manage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whereby firms were able to set up networks of alliances. Its main findings are that: 1) The funding of the medic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has been substantially more generous in the U.S. than Europe. It is the funding of the science base rather than of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directly that ha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s for start-ups to be created out of the science base. 2) It has been easier for U.S. academics to found start-ups, close to their research establishment, and to retain their academic posts and status as well as be involved in a commercial enterprise. In Europe, the scientific/academic and commercial worlds have a wider divide. 3) Start-up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therapeutics and agricultural fields, with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puts into their commercialization, in contrast to other sectors where downstream processing innovations have been more important, which have been undertaken in-house by the large incumbent companies. 4) Financing and managerial condition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easier in the U.S. for start-ups, in terms of access to venture capital specialising in high technology, ability to use the stock market to raise capital, and access to people able to forge links between scientists and entrepreneurs, and to introduce managerial expertise into new companies. 5) There has been a greater facility in the U.S. than in Europe for alliances to be formed between incumbent companies and indigenous U.S. start-ups; European start-ups have not found similar backing from European incumbent compan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