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市场增发抑价的度量、成因和信号传递研究

以2000年1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为样本期，内设参数期和检验期两个子样本期，研究A股市场增发抑价的度量、成因和信号传递。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国内券商在承销增发新股时并没有遵循投资银行信誉假设理论，其行为乃是一种无模式的模式；行业、承销费用和增发抑价显著负相关，发行量、每股收益和资产负债率则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的信号效应、再融资欲望效应和债务杠杆效应、增发新股供给效应和承销竞争效应的作用十分明显；公司价值通过每股净资产、市净率、每股收益和资产负债率传递信号到增发抑价，传递效力由强到弱，前两者从反面传递，后两者从正面传递，上市公司信号效应、质量效应和债务杠杆效应的作用很明显。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现状分析

增发新股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再融资方式,目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也纷纷选择增发新股方式融资,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体制等原因,在增发新股过程中出现例如资金利用效益低、资金投向改变频繁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增发新股所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剖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制度、政策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增发新股融资的建议。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合理定价模式与对策分析

从1998年我国开始推行增发新股这种新的再融资模式以来,增发新股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计划所考虑的首选方式。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合理定价模式及其对策。     

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要选择

增发和配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两种主要手段。过去由于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主要是通过向原股东配股实现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颁布了新股发行的新办法。在新办法中规定的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条件要比配股条件低，这就决定了增发将取代配股并且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形式。     

增发新股—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要选择

增发和配股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两种主要手段。过去由于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主要是通过向原股东配股实现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颁布了新股发行的新办法，在新办法中规定的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条件要比配股条件低，这就决定了增发将取代配股并且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形式。     

增发新股与增资配股回报率的比较研究

市场上反对增发新股的原因在于 2 0 0 1年 3月 15日《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颁布后增发价格和规模均无限制、增发的时间密度加大及滥发 ,为此提出对增发新股的政策建议。     

我国A股上市公司增发经营绩效的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的行为一直为市场所诟病,不少人通过资本结构、资金来源、融资成本、市场效应等各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从另一个方面,即上市公司在增发前后的经营绩效表现,来研究上市公司的融资效果。本文实证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完成增发后,经营绩效有所下降。增发新股的公司在当年的经营绩效下跌比较平缓,但在第二年以更大的幅度下滑。总之,从长期来看,增发新股并没有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起到提升作用。     

浅谈完善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

一、发展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规范上市公司行为,对利用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等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进行控制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中,对配股和增发新股政策进行了重新规范,进一步降低了配股和增发新股的财务指标要求,提高了配股和增     

发行新股对上市公司盈利可持续成长的分析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的实践看，增发新股方式对公司盈利性可持续发展影响不明显，而配股发行方式则更具有现实意义。但配股发行受其条件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对配股发行条件进行改革，以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我国A股基于公告效应的增发定价效率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2000年1月到2005年12月实施增发的7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增发定价方式—累计投标询价的定价效率进行综合考察。其中,以增发的公告效应衡量增发定价对二级市场价格的冲击,作为检验上市公司增发定价效率的核心指标。通过参数假设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增发定价的效率机制,找出影响增发定价效率的不利因素,以及增发新股合理定价应充分考虑的因素。     

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是我国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和业绩水平。本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构成及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有效地降低了股权结构中各因素对公司绩效的负向影响,同时加强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正向作用,使得上市公司的治理绩效得到明显提升。     

业绩承诺：保护措施还是套利工具？——来自高管减持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并购重组过程中业绩承诺未达标现象频发,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文章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探究了业绩承诺与高管减持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于未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上市公司,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上市公司高管在并购当年更容易发生减持,且减持后上市公司长期市场表现更差,验证了业绩承诺的套利属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套利程度在非国有企业更明显,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更多的分析师关注和并购问询可以有效的抑制上市公司高管通过签订业绩承诺抬高股价从而减持套利的程度。文章不仅为理解业绩承诺协议的套利动机提供了理论与经验证据,也对完善业绩承诺协议相关制度、预防潜在内幕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以及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秩序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法律、制度与上市公司最佳股权结构

国内外绝大部分研究者支持股权集中度与投资者法律保护之间的替代假说,认为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公司治理效率与否,与其初始治理结构关系重大,但法律及制度对公司股权结构有重大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国情,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集中模式是全流通时代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佳选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行引导:一是通过制定法律,鼓励法人间的相互持股,并提高司法体制的效率;二是寻求功能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比如鼓励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方式的变革、鼓励资产重组、引导外资收购等。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了67家民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流通性结构、集中程度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非国有法人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正相关,且股权结构变量与公司绩效变量间存在三次方关系,分散持股或绝对控股对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是有利的;公司绩效与流通股比例为负相关关系,呈现出由强至弱的变化;公司绩效与国有法人股持股比例不相关,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国有法人股持股比例已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对上市公司MBO的实证分析

MBO是当今中国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是目前国有资产退出方式的又一新尝试。在中国上市公司MBO中选取了 7家典型性样本公司 ,并从转让方式、定价、资金来源、业绩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同时结合国外相关实践进行对比探讨 ,指出中国的MBO与国外盛行的MBO有着本质区别 ,因相应配套环境与措施的不健全 ,上市公司应慎行MBO ,应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MBO。     

中国上市公司MBO博弈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上市公司MBO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博弈过程。MBO能否成功取决于实施方、反对方与主管方三者的博弈策略选择,而每个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又受其位置、习惯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的上市公司构建了MBO博弈模型,并且给出了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依据博弈模型,对伊利股份MBO的失败和鄂尔多斯MBO的成功就有了理论解释。     

不同成长机会下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以A股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例

文章以我国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以及成长机会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对公司绩效存在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公司成长机会的增加,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非国有法人股持股对公司绩效正向影响作用增强;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与长期负债资本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随着公司成长性的变化而变化.文章研究对于流通服务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可转换债券发行的长期股票市场价格绩效研究

应用长期事件研究法,对2000-2004年间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的长期市场绩效表现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发行前后,可转债标的公司的长期股票价格绩效在绝大多数区间上显著优于行业、规模与权益市值对面值比率的对照组,也显著优于等权加权和总市值加权的综合市场收益率;选择兼有债权和股票期权双重属性的可转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维持标的公司股票价格长期绩效的优良表现。     

我国股票上市首日超额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对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发行上市的167只A股股票的实证研究,发现发行价格、上市首日股票换手率、筹资规模、发行市盈率以及市场指数等因素对上市首日超额收益具有重要影响,而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发行后实际流通股比例、发行方式及股权分置改革等因素对上市首日超额收益影响不明显。     

“参政议政”能否改进民营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

本文手工搜集了中国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8年关键高管参政议政的经验数据,拓展了真实业绩的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参政议政对真实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显著提高了企业真实业绩,且随着参政议政级别的提高,真实业绩亦随之提高。本文在控制政府干预因素后发现,当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参政议政的级别均对民营上市公司真实业绩的提升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政府干预的存在导致参政议政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真实业绩无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