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其经济就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9％，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人们带来了疑问，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又是什么因素可以使这种高速增长态势长时间的保持下去。单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下降的，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即“资金深化”不断上升不足以使经济增长保持可持续性。这种情况下，人口规模或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就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是劳动力比重逐渐减少，社会总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处于一个相对严峻的人口结构环境中，社会总负担比对经济的影响是负作用，政府需要在人口政策上进行变化和改革，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

对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及演变原因.立足于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口转变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讨论.     

陕西省人口红利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而人口问题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有着突出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红利,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

对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及演变原因。立足于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口转变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讨论。     

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人口学逻辑

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的经济增速下滑,尝试从人口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解释.通过对美国的考察,发现人口世代规模的增加和减少的滞后效应会传导到大约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并藉新增劳动力的增加和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冲击.对中国数据的检验,即对中国过去人口世代规模演变轨迹的考察也发现与美国类似的结论.由于滞后20年的人口世代规模的下降带来的当前新增劳动力的减少是导致目前我国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构建一个内生优化模型进一步考察了90后和“00”后生育低谷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90后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11年左右,中国经济增速为8.5％,且以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到2023年时为3％;“00”后进入劳动市场的202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将在一个低水位上轻微下降,并从2023年的3％下降到2031年的2.1％.上述这些发现,将使得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趋势性特征以及在制定新常态时期中国所面临的老龄化、劳动力短缺以及人口红利消失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政策中,考虑人口世代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前瞻性的应对措施.     

我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国内学者蔡昉等(1999)根据1982-1997年的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估计了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71%。我国并没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红利"带来的潜在的优势,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利用的空间。第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有效劳动供给;第二是如何使得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在结构上相适应。     

《人口原理》

<正>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人口原理》讲述人口问题与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粮食的匮乏和人们希望减少人口以至最后能消除人口同资源不相适应的各种措施有关的问题。虽然生存斗争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但对人口问题深入的理论探讨,则是因资产阶级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相对人口过剩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大量涌现而开始的。自从有了第一位人口理论家的名字,"萨尔萨斯的窘境"就成了人口问题的代名词。在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及70年代的人口     

人口红利、人口政策及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重大的经济转变和人口转变,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发展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有人说是积极作用,有人说是消极作用,生育率偏高偏低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中国提出了放开的生育政策,但是对于目前来说,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方位的提高人口素质,增加现有劳动力的竞争力和开发新的老年劳动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增长-趋同模型,考察了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动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2010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近1/3,其中总抚养比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少年抚养比的迅速降低造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在长期中比在短期中更为显著,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老年抚养比更为显著。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来自湖北省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制定相关经济政策,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对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判断

2005年11月1日，我国开始了1％人口抽样调查。对此，有关学者和官员又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中得到有关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准确信息。因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的问题一直在困扰学术界和有关政府官员。生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人口规模大小，是决定人口再生产过程和人口发展趋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因素。对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判断离不开对当前生育水平的正确估计。     

人口红利的中国特色

由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会转化为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而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被称之为“机会窗口”。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     

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人口规模和数量的大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多年以来成为人们讨论人口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而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用人口质量和人力资本来解释经济增长已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较大而人口质量偏低的现状,指出人口由外延式的数量增长向内涵式的人口质量转变是发挥我国人口资源优势,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客观要求。     

王志浩：中国可能早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渣打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指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开始转变。中国在几年前很可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其原因很明显：首先,从需求面来看,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将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和工厂企业工作;其次,供给面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结构转变。计划生育政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城市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正式确定为“独生子女”政策。这为中国的人口数量（以及劳动力人口）见顶提供了条件。王志浩表示,备类教育数据显示,至少在过去几年中,新增劳动力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转变,而且没有回转迹象。尽管还不确定是否可以宣布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但毫无疑问中国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上涨趋势。     

胡鞍钢：应对老龄化的三个要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如果将中国与印度，或者其他同家相比较，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现在，我们甚至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 ——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巨大,但近年来劳动力的减少持续引发担忧.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探讨了人口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的关系,并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以往历次人口普查、《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两者人口基础和经济贡献的最新情况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我国人口红利正从传统人口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一方面,人口红利缓慢式微,表现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持续下降,老龄化和高龄化进一步加速,人口总抚养比由减转增,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低;另一方面,人口质量红利逐渐显现,表现为: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大幅提升,人口健康水平明显改善,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更大的积极作用.应通过发展教育、培养和引进人才以及推进积极老龄化,进一步挖掘人口质量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上海面板数据

1995年-2011年,上海市人口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上海市正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且属于人口暴利阶段。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同时利用上海市教育事业投入、社会保障及就业投入等因素对人口红利贡献量的作用来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及就业保障的投入能极大程度的开发潜在人口红利,并通过直线回归分析法预测2012年-2020年人口红利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对上,针对海市人口红利的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     

基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角度的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我们从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两个角度分析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首先从人口数量角度通过建立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劳动力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然后,我们从人口年龄变化角度建立了增长回归模型研究人均GDP增长率与出生率、死亡率及总扶养比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论是不论是从人口数量角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角度,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人口红利、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我国人口红利、贸易自由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它们互为因果关系,其中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人口红利的劳资匹配效应及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一直表现为正向促进。同时,研究还发现：劳动力数量结构效应是贸易自由化的格兰杰原因,即人口红利能够促进对外贸易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减缓。     

中国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尾效”研究——兼论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

人口红利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民工荒”现象的不断加剧以及劳动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标志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口红利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衰减期。这不仅给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严峻挑战,更会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文借鉴Romer（2001）经济增长“尾效”模型,将人口红利视作一种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研究得出人口红利衰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尾效”影响在年均1．5到2个百分点之间,并据此进一步讨论了刘易斯拐点后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