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贸易顺差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2005年以来我国外贸总量显著增长,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高额的贸易顺差扩大了外汇储备规模,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高额贸易顺差也加剧了贸易摩擦,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应高度重视目前的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现象。本文分析了中国高额贸易顺差的表现特点、形成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对策分析

近几年,持续的贸易顺差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激增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了近期我国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并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     

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对策分析

近几年,持续的贸易顺差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激增的贸易盈余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了近期我国贸易顺差激增的原因并提出了应采取的对策.     

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外资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对我国贸易顺差的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都获得长足发展,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加。贸易顺差促进了就业,增加了外汇储备,推动了经济进步和制度创新,带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我国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贸易顺差也加剧了贸易摩擦,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使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本文分析了我国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和影响,给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亚洲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文章从亚洲三角贸易模式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贸易增长的来源,并揭示了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真相。研究发现,亚洲三角贸易模式夸大了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规模。通过参加亚洲三角贸易模式,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在中国建立生产和出口加工基地,从而将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为中国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扩大了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了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中国贸易顺差成因及所得利益分析——由贸易结构入手

本文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了2005年中国大额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利得的分配问题,提出并不能简单地来看一国的贸易顺差,更应从贸易利益的分配角度来正视该问题,对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东亚产品内分工对中美贸易顺差影响的分析

中美贸易顺差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东亚产品内分工着手分析东亚产品内分工形成的原因,并分析东亚产品内分工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其影响的程度和稳定性做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东亚产品内分工和中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的结论,并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提出应对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的对策,即短期内通过在贸易冲突的谈判过程引起美国对原产地的重视,长期内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彻底解决中美这种结构性贸易顺差。     

论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经济摩擦中的顺差问题

我国加入WTO以来,在对外贸易中的国际经济摩擦也进入了高峰期,贸易顺差,是造成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减少由于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要加快转移底端加工业的贸易顺差,改革进口制度,以拓宽高科技含量消费品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     

中国贸易顺差成医及所得利益分析——由贸易结构入手

本文从贸易结构入手分析了2005年中国大额贸易顺差的形成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贸易利得的分配问题，提出并不能简单地来看一国的贸易顺差，更应从贸易利益的分配角度来正视该问题，对解决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源与实证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中贸易逆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中贸易逆差根源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是国际产业分工深化和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并非汇率问题,即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1)美国贸易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扩大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关。(2)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同时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美中贸易逆差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而不断扩大。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金融危机后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分析:以中美贸易为例

基于出口数量与出口价格视角,探讨金融危机后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利用2008年美国从160个国家进口的HS编码92版本六分位贸易数据,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贸易成本、产品特征等因素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高于其应有水平,价格低于其应有水平,这是中国出口的特殊性,也是中国频遭贸易壁垒的内因。     

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的测算与分析——基于WWZ方法的测算与实证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的发展，在增加值视角下重新测算与分析中美双边贸易的利益结构，对解释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应用双边/产业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从前向生产联系和后向生产联系两个角度对中美双边贸易利益结构进行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研究，并对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增加值视角下的中美贸易顺差严重缩水，美方发布的贸易逆差数据严重失真；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落后于美国，导致贸易顺差在中国，但结构性收益在美国；中国服务业在中美贸易中的获利能力远不及制造业，2000—2014年中国主要的顺差产业未发生较大变化；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加值出口的影响不同，吸引外资对中国产业增加值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获取的价值——基于零部件进出口的分析

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引致贸易伙伴的诘难,国内外学者的实证分析却表明中国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取的国内价值增值非常有限。产品内国际分工与贸易主要表现为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进出口,这一特征在机械运输设备和自动数据处理产业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计算1994—2007年零部件进出口的单位价值比率,发现中国出口零部件的单位价值远远低于相同编码进口零部件的单位价值。这意味着中国在进口大量高价值零部件从事终端产品低附加值出口加工的同时,也在制造并大量出口低价值零部件。中国激增的贸易顺差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副产品,掩盖了产品价值真实的国际分配。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强国并获得更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必须从提高国产零部件的价值开始。     

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1978-2005年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本文用增长率直接法、增长率趋势法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短周期、中周期和中长周期波动,并采用ARMA模型预测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在下一阶段的周期波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经历了8次短周期波动、3次中周期波动(其中第三次中周期波动具有在适度高位平滑化的特征)和2次中长周期波动,目前正处在第二个中长周期波动的扩张期。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PLS模型的验证

基于第四代金融危机理论、金融脆弱理论和经济与金融关系理论提出贸易摩擦对中国金融安全影响的作用路径,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径分析法,分别构建简单路径模型和复合路径模型。结果显示,研究期复合路径模型更合理,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对中国的金融安全影响效果是显著的,并且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可通过对市场情绪产生积极引导,进而正向影响中国金融安全;而贸易摩擦直接负面影响指标通过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途径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结果则不显著。据此,为了增强金融安全重要影响因素和降低市场情绪,提出以下建议:稳定利率,平衡汇率与债市;结构性调整外贸企业杠杆率,增加直接融资;培育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增强专业性;维持较高外汇储备,应对不确定性风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动用逆周期因子。     

中欧之间贸易顺差、摩擦与利益博弈

2004年以来,欧盟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伴随着贸易额的不断扩大,贸易摩擦相应增加,而贸易顺差成为了贸易摩擦的导火索。事实上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既是中国与欧盟新老成员之间产业结构的一种碰撞,又是欧盟内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一种利益冲突。透视中欧之间贸易顺差可以得出,顺差是中欧双方贸易摩擦的导火索,其背后是政治经济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