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

社区邻里效应是造成个体长期贫困以及贫困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的社区邻里效应现象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集聚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概率的影响大小,探究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个体贫困时长的影响,最后还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能够解释个体贫困、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差异的百分比。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同时社区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良好的社区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概率显著降低、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女性和城市个体的贫困状态更易受到社区邻里效应的影响,不可观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学历和收入的作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特征,对个人贫困时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个体贫困状态差异的1/4、个体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1/5可归因于社区邻里效应。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     

旅游减贫的门槛效应及其实证检验——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引入发展经济学的FGT贫困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对西部地区贫困水平进行了测度分解.然后基于1999-2014年中国西部12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旅游业和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减缓农村贫困中呈现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发展水平较低时,旅游业可以显著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但当旅游业发展水平依次跨越门槛值之后,上述贫困减缓效应则不再显著,并且还存在加剧农村贫困强度的潜在倾向.(2)当人均实际GDP低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业并未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当人均实际GDP跨越门槛值之后,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和深度的边际效应呈相反变化;而当人均实际GDP处于门槛值8717元前后区制时,旅游业对农村贫困强度的影响效应由负转正.(3)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旅游业减缓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具有正向非单调性门槛效应.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门槛效应吗

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在中国这样具有明显大国转型特征的经济体中,FDI通过支付工资溢价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渠道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本文借鉴以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采用中国1998-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模型,对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显著存在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双门槛效应",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而且,随着门槛值的不断增加,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向影响效应均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     

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定西市普惠金融减贫效果非线性分析

精准脱贫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的重要抓手。文章以全国扶贫攻坚区定西市为例,构建了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面板模型对普惠金融与贫困水平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定西市普惠金融对贫困水平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普惠金融才能显著影响贫困水平。     

产业结构升级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农业技术进步的双重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河北省2013-2016年135个县域面板数据,构建以农业技术进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显著正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着以农业技术进步为双重门槛的非线性显著特征;当农业技术进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最大,随着农业技术进步水平逐渐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逐渐下降.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城市贫困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贸易自由化和城乡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本文运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影响我国城市贫困的机制和关系特征。结果发现,贸易自由化主要从经济增长、就业与工资以及物价水平等渠道影响城市贫困。并且,贸易自由化和城市贫困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倒U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化初期,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城市贫困,当贸易自由化水平越过某一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城市贫困的减少。其政策含义在于,我国应继续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层次,让广大人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之成果,摆脱贫困困境。     

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信贷配给对农村贫困作用的内在逻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剖析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非线性作用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降低信贷配给程度是减缓农村地区贫困的有效途径,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地区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U”型变化;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农村地区随着信贷配给程度的降低,增加信贷有效供给的减贫效应逐渐变弱,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     

西北地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

人口老龄化加剧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现象，老龄化程度在不同地区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西北5个省(自治区)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西北地区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偏离度和高度化呈现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8.93、9.24、11.32，西北5个省(自治区)中只有陕西省和甘肃省的老龄化程度迈过门槛值，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比较显著，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旅游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及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它变量的条件下,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作用以积极影响为主,同时呈现显著的门槛特征。具体而言,中国旅游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特征、基于旅游资源禀赋的三重门槛特征以及基于交通便利程度的单一门槛特征,随着门槛变量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发展并非总对贫困减缓产生实质贡献。为此,文章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思想观念上,客观认识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确指导旅游减贫开发实践;在发展路径上,贫困地区应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旅游减贫精准性;在发展政策上,实现由统一指令性政策向灵活协调性政策转变;发展保障上,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为旅游减贫创造有利条件。     

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能否提升全球分工地位?

本文将数字要素与全球分工地位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通过理论与实证考察数字要素投入对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对其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门槛检验发现装备制造业数字要素投入与其全球分工地位间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单一门槛形式。创新效应和网络效应是数字要素投入推动装备制造业GVC地位攀升的可能渠道，其中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影响，而网络效应具有直接效应，调节效应不明显。     

全球化与城市贫困: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城市贫困问题也日趋严重。本文以我国中部6省为研究对象,从收入和消费两个维度,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变量的贫困决定函数,实证分析了贸易和FDI对城市贫困的影响,着重检验了其中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和FDI对于贫困人口有着不同的影响;FDI流入与贫困变化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表明全球化只有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使穷人受益。     

空间异质性、收入门槛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

本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检验1993－2013年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并应用门槛面板模型考察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的门槛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显著,财政支农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财政支农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门槛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的减贫弹性随着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规律。本文研究结论对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启示明显：在鼓励和督促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农减贫的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在配置财政支农资金时适当向辐射力强的省份以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的省份倾斜,确保财政支农资金的减贫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     

农业增长减贫作用机制文献综述

农业增长减贫的研究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在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基础上梳理农业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总结出农业增长减贫的作用机制,包括食物价格效应、雇佣创造效应以及农业增长减贫的比较优势,并就该相关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制定农业政策和减少贫困提供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空间演化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经双重差分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水平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非线性特征及空间溢出特点。本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增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机制及空间差异等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检验

金融发展水平对提高技术吸收能力至关重要,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利用中国1983—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效应间的线性和非线性关联假设出发,研究金融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FDI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FDI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内外资效率门槛、异质性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时空影响

内外资效率差异对异质企业R&D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时空和门槛影响。首先,构建异质性理论模型认为,异质企业R&D投资存在自选择效应,金融效率门槛对R&D资金差异配置导致其R&D投资规模提升程度不同。其次,结合三阶段DEA模型、工业企业数据及空间计量发现,(1)内外资效率对企业R&D投资具有空间溢出影响且随时间变化程度增强,其效率差异在东西中部地区边际递减(2)异质企业R&D自选择行为在不同企业中显著存在且内外资效率门槛特征显著存在。衍生功能缺失下的内资低效对生产率较低企业R&D投资错配影响显著,但随其门槛值提高,低效现象逐渐弱化;外资效率对生产率较高企业R&D投资影响显著,两者具有互补性。提升内资效率是跨越企业R&D投资瓶颈的重要途径。     

中国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与基础设施门效应实证研究

作为现代旅游经济的核心内容,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是旅游学研究领域的逻辑起点.文章采用以门槛回归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利用中国1999-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以基础设施作为门槛变量,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中国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的非线性特征予以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中国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显著地存在基于基础设施的正向非单调性“双门槛效应”.在全国层面上,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呈“V”形;就不同基础设施水平区制而言,基础设施欠发达区制子样本内旅游发展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分别显著小于中等和发达区制内子样本.     

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现阶段劳动力迁移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提供密切联系.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考察了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揭示了生产型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不同机制:生产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生产率效应”与“拥挤效应”“税负效应”的平衡,消费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消费性效应”与“税负效应”的平衡;两类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均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且净效应方向相反.进一步,本文运用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及非线性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生产型公共支出、消费型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分别呈现出倒“U”型和“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分别为766和167(人/平方公里).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迁移,除了调整公共支出规模,还可以根据劳动力迁移对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异质性反应,来实施差别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区域差异视角下财政分权与地方环境污染治理的困境研究——基于污染物外溢性属性分析

本文按照污染物的外溢性属性将其进一步细分为非外溢性污染物、双向外溢性污染物和单向外溢性污染物.通过对污染物属性的界定、个体对收入和人均污染排放需求分析以及政府污染治理决策的研究发现,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单向外溢性污染物是当前污染治理的难点,且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存在着门槛效应.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对1997-2013年我国29个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门槛真实存在,且财政分权对非外溢性污染物(固体废弃物)和双向外溢性污染物(SO2)排放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单向外溢性污染物(废水)排放的系数显著为正,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鉴于此,针对我国目前污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从构建和完善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强化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责任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