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后,企业的所有者开始雇佣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所有者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设计出高管的薪酬安排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得出了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金、持股比例、控制权收益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该结论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有利于制定更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高管薪酬机制,同时使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和激励高管人员。     

国有企业建立有效激励机制的途径

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使企业的所有者授权给经营者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形成了委托代理机制。但是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以保证经营者对所有者目标的认同。如果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不一致的话,就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     

现代公司治理危机再分析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 ,在上世纪 30年代由伯勒 (Berle)与米恩斯 (Means)成功地引入到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其主要思想为 :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一个条件 ,其中所有者的利益与最终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往往背道而驰。并由此产生了旨在实现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针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Demsetz等人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因、条件有过深入地分析 ,在其基础上 ,讨论了拥有两家以上企业的所有者的委托行为 ,并且进一步考察了结合激励机制后 ,所有者的委托行为决策边界 ,进而从理论上解释了公司治理危机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规范方案。     

论现代企业制度被误读的“两权分离”

一般认为“两权分离”是现代企业（公司）制度的重要法律特征。但透过对投资人投资成立公司、选派公司经营者的过程及其权利转移的分析,对信托与代理法律关系的甄别,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在投资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而是基于信托关系与代理关系的股东权与法人权、法人权与控制权的“三权分离”。     

企业所有权理论的历史演进

企业所有权的演进过程也是企业所有权理论不断发展的过程,企业所有权的内涵经历了从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到两者之间匹配的演变。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是以两权分离为基础,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产生了代理成本,所以,解决委托成本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合二为一。作为一种制度创新,MBO对于企业的有效整合、代理成本的降低、经营管理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都有重要意义。MBO不能完全取代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二为一并不必然带来企业效益的提高。这种具有多权重新合一倾向的企业制度并不是古典企业制的复活,而是对其的超越。     

构建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初探

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代理问题,使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财务目标不同;经营者更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规范经营者的理财行为,必须合理配置并行使企业内部财权,建立职业经理人财务激励机制,加强企业内外财务监督与约束,以形成科学的企业财务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与现金持有及市场价值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特征对现金持有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例显著低于民营上市公司;(2)终极控制人性质为国有的上市公司多数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终极控制特征并不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3)民营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现象,并且分离度越大,公司持有的现金比例越低;(4)在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将降低股票横截面收益,说明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降低了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的市场价值,但多元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需待未来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结果为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代理理论提供了证据。     

终极控制人、隧道行为与企业投资——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大小股东代理理论,分析了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偏离、隧道行为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越大,终极控制人越倾向于通过掏空性的关联交易来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并且这种隧道行为主要表现在性质为地方政府与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进一步检验发现,终极控制人的掏空性关联交易更易导致投资不足现象,而对投资过度没有显著影响。因此,这就在终极控制人影响投资效率的传导机制方面拓展转型国家的投资理论。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家族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其委托代理问题备受管理界关注。在建立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别归纳为：所有者（经营者）与员工、控制权股东与无控制权股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三种委托代理关系，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对代理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来解决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     

薪酬结构与企业财务行为

按照代理理论，有效的高管合同一方面应该能够对管理者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除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之外，而且要能够缓解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本文通过沪市数据对高管薪酬结构、投资、以及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检验结果没有完全支持相关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高管薪酬合同的有效性还有待于提高。     

终极所有权结构、产权性质与审计委员会设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了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产权性质对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存在显著为负的关系,而终极所有权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却存在显著为正的关系;终极产权国有性质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存在显著为正的关系,但在终极产权为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中,终极控制权、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度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之间有更加显著为负的关系,而终极所有权与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之间有更加显著为正的关系。     

风险企业财务治理研究：组织结构视角

风险投资企业因所有权与经营权没有完全分离，形成了“非完全委托代理”关系，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风险企业形成高层组织与执行层组织相互交叉的组织结构。在此前提下，风险企业财权组织结构安排必须将财务决策权、财务控制权和财务监督权等实现合理配置。     

控股股东两权分离、过度投资与公司价值

本文以2003年至2008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分离、公司投资行为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制股东的两权分离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而且这种负面作用在高自由现金流公司中更严重.     

浅谈新公司法对股份公司控制权配置的完善

股份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我国新<公司法>通过修改相关制度,以期达到完善股份公司控制权的配置.     

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起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用以处理因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产生的信托代理关系。随着新《保险法》的实施,本文主要对当前情况下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了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现存问题,提出了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大股东掠夺行为与国有上市公司治理

与伯利和米恩斯所强调的上市公司面临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同,现代企业的股权相当集中,普遍存在着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由此产生了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行为。这一问题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且相当严重。由于它不同于传统的委托-代理问题,既有的公司治理机制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     

浅析现代企业代理成本的控制与人本管理的结合

现代企业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代理成本,如何有效的控制代理成本,成为各个企业探索的主要问题。本文从代理成本的理论入手,将代理成本的控制和人本管理相结合,分析降低代理成本的相关途径。     

房价与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非房地产企业受房价上涨的吸引投资于房地产业务,虽然能给企业带来业绩增长,但这使得企业业绩很难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业绩质量也不高,根据高管薪酬的最优契约理论,企业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使用权重会被降低。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以及中国非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高房价显著降低了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这一影响在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较高时更显著;以上结论在使用DID模型控制反向因果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从委托代理关系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向主要是建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安排上的特点,其委托代理关系与其他类型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制约了国有企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本文试图从我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安排出发,分析其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和相关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信息不对称与股票收益波动——来自2007—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现实中股权结构相对集中的资本市场背景,利用2007—2010年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从信息不对称角度考察终极控制人价值侵占对外部市场投资者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股票收益的波动性则越强,表明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可能导致企业与市场投资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提高外部投资者的风险;同时,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低的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和股权集中度较高的公司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与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关系更加显著,说明不同所有权性质或者不同股权集中度企业终极控制人的侵占模式和侵占力度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应加强和完善对大股东侵占的治理,以有效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