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生产力的视角

运用2014—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数字技术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促进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农业生产力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技术对周边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在数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中间门槛值、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单门槛值的地区，数字技术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     

国际知识溢出对中国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FDI渠道、进口贸易渠道与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

国际知识溢出效应主要通过FDI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实现，并受技术吸收能力的调节。利用2009—2017年中国20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FDI知识溢出和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内资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从工业全行业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来看，FDI的知识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进口贸易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产出有负向影响，两种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均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强而增强；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来看，两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都不理想，而且进口贸易渠道的知识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增加而减弱。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内资企业加大R&D和新产品开发投入，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更好地利用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快对外开放的转型升级，加大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FDI引入，为国际知识溢出创造更多机会和更好环境，进而有效促进内资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产出的高质量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以2015—2020年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有助于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进程。机制分析表明，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可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股票信息含量、增加研发投入、提升营运效率和增强产品获利能力推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进程。异质性分析显示：在数字产品服务业、高技术企业、公司规模较大企业组中，明星分析师第一名关注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说明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偏好，需要审慎认知；当企业处于不同融资约束情境时，实证结果均显著，体现了明星分析师第一名的较好专业胜任能力。     

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

区域数字创新协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未对其是否存在空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和检验。本文将技术创新扩散和创新竞争规避效应假说引入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特征分析中,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本地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会带动空间关联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并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技术进步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策略互动形式来看,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向上竞争效应。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互动效应是由省界竞争规避机制驱动的,城市内部学习示范效应会弱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外部学习示范机制会强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高(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城市间存在显著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结论对正确认识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总消费，还能通过拉动高档商品消费、抑制基本商品消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总效应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数字金融通过弥合数字鸿沟扩大居民消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村组；数字金融对数字鸿沟的弥合是扩大居民总消费的重要机制，实现该机制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对计算机、互联网、电子支付、网络购物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     

数字技术应用下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劳动收入份额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如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启示。构建包含数字技术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展开数值模拟，采用2007—2014年WIOD数据库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和数字技术进步偏向，数字技术应用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资本深化和更快提升劳动生产率两条路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应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在服务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内陆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应用国内数字技术的企业更为明显。以上结论为重新审视数字经济发展、警惕数字经济时代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政策启示，政府在推广数字技术应用时应关注劳动者利益，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稳定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而大数据的发展又会推动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用数字技术专利来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发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内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及其他政策干扰、替换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试验区内企业产生了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治理改进效应和资源获取效应,从而有效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风险承担能力较强企业、非衰退期企业、与ICT关联度较高行业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较大。各地区应积极推动大数据发展,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与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以数字技术进步推动大数据发展、以大数据发展促进数字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     

人力资本、营商环境优化与外资企业创新——兼论引智的重要性

在营商环境优化成为培育引资及引技竞争新优势的背景下，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营商环境优化对外资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以及外资企业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降低了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意愿，且平均边际效应依次增强；内在机制是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外资企业特惠度降低和内资企业竞争力增强；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增强了营商环境优化对其创新意愿的降低作用，且是通过增强外资企业特惠度、降低抑制其创新意愿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内资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实现的。进一步发现，外资企业的引智具有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且内资企业的吸收能力存在积极的调节效应。     

营商环境、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产出效率 ——基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

为了考察政府和市场两大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面板数据，从技术比较优势的视角，探究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府支持方面，政府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对企业的创新产出均存在积极影响；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制建设环境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具有促进效应，而外商投资环境则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2）从技术比较优势视角看，政府支持中的直接创新补贴和间接财政支出仅对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营商环境中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处于高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有促进效应，而法制建设环境和外商投资环境仅显著影响处于低技术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和营商环境对不同地区、行业和规模的企业的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系统GMM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和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调节变量,不断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数字经济赋能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尖端技术产业，如何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提升自身韧性水平已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和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数值，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影响效果、影响机制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更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将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提高产业创新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韧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