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力量：金融知识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的视角

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考察不同收入阶层间的流动性，并讨论金融知识对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截至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4.91%，“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明显，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金融知识水平提升能够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有助于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扩容；金融知识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理财增加其财产性收入、促进家庭创业增加其经营性收入两种渠道来实现；金融知识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促进效应仅在非风险厌恶以及低初始财富的低收入家庭中显著。     

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逆向关系——中国城乡差距的一个解释

家庭内部的生育水平与人力资本投资强度的逆向关系,是促使我国城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产生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强调人力因素的质量特征对城乡差距的影响时,不能忽视人力因素数量特征的作用。通过对中国1993年至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可知,正是由于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偏好所产生的对子女质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农村长期处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和低增长率的"马尔萨斯陷阱"之中。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角度来研究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文章利用1991-2008年间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数据等进行分析,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居民收入差距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进而利用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剔除社会保障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的对比分析,发现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有效地起到降低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在部分年间,反倒加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点思考

财政政策由于作用直接，时滞短，见效快，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首选的政策工具。2001年还应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通过加强重视公共投资效益，允许地方政府发生债券，调整支出结构，增加低收入阶段的收入，奉行减税政策等措施，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如何降低女性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问题是党和国家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现实背景下,探明互联网使用在低生育率现象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作用,有利于政府精准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GSS2013、2015、2017的数据,使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加女性兼职行为,从而提高女性收入,进而提高女性生育成本和传递有关家庭、婚姻的负面信息,挤出夫妻之间的共同闲暇时间,从而降低婚姻稳定性等两条途径降低了女性生育意愿。异质性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存在户籍类型、就业部门、政治身份、年龄等的异质性,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城市、非党员、非国有部门女性的生育意愿,对18～24岁女性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大。文章为互联网普及背景下我国低生育率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为信息时代人口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了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吗？

困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足,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阻碍了其收入增长。移动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和社交功能,加上其共享性、普惠性和使用低成本性,为降低低收入家庭的信息劣势和社会关系劣势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因此,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有助于其收入增长。然而,在现实中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否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目前还缺乏经验证据。本文认为,低收入家庭通过移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地获得就业创业信息、学习技能知识、拓展社会关系,同时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催生了更多的就业创业形式和机会,因此,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更多更高质量地参与有报酬的经济活动,因而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主要表现为其促进就业创业带来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同时,创业的门槛约束使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就业的改善,相应的,促进就业成为使用移动互联网助益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采用2016年和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使用移动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其中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但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效应不显著;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和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其中就业的中介效应最强,创业次之,社会关系网络最弱,且使用移动互联网对低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探讨了低收入家庭使用移动互联网的收入增长效应及其就业、创业、社会关系路径,拓展和深化了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效应研究和低收入家庭的增收路径研究,并为使用移动互联网能够促进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使用移动互联网可以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社会关系网络等路径显著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发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低收入家庭增收效应,应加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并不断优化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收集传播功能、学习功能和社交功能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广度和深度。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 U 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城市化、生育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从内生增长和生育选择视角分析城市化、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模型检验相关推论。研究发现：（1）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生育率会阻碍收入增长;农村生育率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生育政策提高了生育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显著性。（2）城乡生育率差距越大,生育率差距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小;城乡人均人力资本差距越大,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大;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越小。     

收入税与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效应

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助于缩小居民在初次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合理。利用相关数据分析2000年以来个人收入税、社会保障支出与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税虽然对于不同收入等级具有明显的累进性,但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较弱,社会保障对再分配的力度远大于收入税,但其调节效果也十分有限。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形成的系列原因,可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FPS（2010）数据,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和RIF回归分解法测度了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子代收入的提高,且对城镇的收入边际效应大于农村;（2）政策允许家庭生育数量越多,越不利于农村家庭子代收入的提高,家庭一旦超生则会显著降低子代收入,而且相对于农村家庭子代而言,城镇家庭超生对子代收入的负向影响更大;（3）计划生育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力呈现出U型特征,对低、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而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城乡收入差距贡献相对较小,其中政策允许生育胎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应统筹全局、因地制宜、奖惩兼施,以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子女的教育质量,促使城乡居民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趋同。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与马克思土地肥力观的比较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虽然是片面的，但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发现了客观存在的土地肥力递减现象。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所描述的现象是可能变为事实的，我们不能因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片面性而否认土地肥力递减现象的存在。     

关于低生育率的理论综述

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行列,中国的部分特大城市甚至已经进入超低生育率。低生育率事实呼唤低生育率理论。对与低生育率相关的七种理论进行分析,包括人口转变理论、理论选择理论、班加茨的低生育率模型、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扩散理论、性别均衡理论和文化视角。这些理论和模型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女性学、行为主义和文化等不同学科,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对生育率进行解读。人口学家不能依靠一个囊括所有方面的宏大理论来解释多样化的低生育率现实,而要从地区模式来理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低生育率模式。     

人力资本、内生生育行为与经济增长

将生育行为看作内生变量,假定人力资本具有收益递增性,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多时,孩子质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数量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存量较少时,孩子质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数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资本存量较少的社会,家庭选择多生孩子,对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人力资本存量较多的社会,家庭选择少生孩子,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多。这导致存在两个稳态均衡,一个是欠发达的具有较多孩子与较少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另一个发达的具有较少孩子和较多人力资本的稳态均衡。     

女性生育性别偏好调查研究——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一项研究

目前理论界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极少文献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通过对大冶、鄂州和武汉三地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男孩偏好意识也很强,而且女性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对女性的性别偏好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除培育新型生育文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外,更要采取措施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以弱化女性的性别偏好意识。     

低生育条件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发展效应——以大连市为例

本文通过构建人口预测分析框架,采用递进生育人口发展模型与年龄移算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和分析了低生育率下区域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已经步入超低生育率地区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不仅不会带来生育率和人口规模的大幅反弹,而且还有助于缓解人口规模峰值过后老龄化给人口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未来劳动力人口供给不足及其经济负担过重问题,确保区域人口安全及人口和谐发展。     

生育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变动轨迹研究

由于生育行为可能带来人力资本存量贬损,故生育女性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轨迹不同于男性和不生育的女性。作为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高发人群,生育女性应对贬损的研究迫在眉睫,该群体应对贬损的策略有防范型和补偿型两种。本文以人力资本承载者在经济生命周期内人力资本存量变动规律为基础,探讨了生育对女性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描绘了伴随生育行为的不同人力资本市场进入选择下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轨迹,并提出了生育女性应对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策略。     

FDI对皖江城市带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文章首先对皖江城市带的FDI与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得出FDI与皖江城市带三大产业的增长总体上具有很强的格兰杰关系。然后,探讨FDI促进皖江城市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实证研究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安徽第二产业比重,降低了第三产业在安徽GDP的比重。最后,文章提出吸引FDI、提高投资质量,最大限度利用FDI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消除负面影响的对策。     

折现率和本金化率关系的探讨

准确把握折现率和本金化率的关系属于我国评估人员的难点问题，而折现率和本金化率取值的很少误差可能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很大影响。文章在分析了折现率和本金化率之间的联系基础上，阐述了折现率和本金化率的区别，为评估人员在实践中正确应用简便的无限年期公式提供依据。     

利率市场化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

在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中国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在存贷款利率的放开后，利率风险将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建立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机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是急需研究的问题。     

汇率超调模型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超调模型说明,均衡汇率的形成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长期角度分析,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相对经济实力。我国虽然GDP稳步增长,但长期遗留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因此,任由人民币随预期浮动升值为时尚早。从长远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并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从中短期分析,应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实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