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头沟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现阶段，北京市门头沟区农民收入呈现以工资性为主的生产性收入增收明显，非生产性收入略快于生产性收入增长的特点。农民增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农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内部差距较大、劳动力就业技能较低等。为此应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发展沟域经济，创建山区农民增收致富新平台；加大就业转移力度，拓展农民就业空间；加强政策扶持，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     

关于工资性收入与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本论文通过实证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收入现状，发现工资性收入已经逐渐取代农业收入而成为农民收入的支柱，并进一步详尽分析了阻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现状、限制劳动力转移的相关法规、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农村社会隐患等问题。指出制定积极保障农民转移就业相关的法规政策迫在眉睫，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解决农民转移带来的农村社会问题。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性别差异

非正规就业逐渐成为重要的新型就业方式,其就业满意度是评价劳动力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结合理论分析,利用probit回归等计量方法,从性别差异角度探讨非正规就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异质性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正规就业显著影响劳动者就业满意度,非正规就业的满意度“挤出效应”明显;第二,非正规就业降低了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且存在性别差异,非正规就业更加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满意度,这种效应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85%;第三,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满意度“惩罚效应”最明显,其就业质量值得持续关注;第四,工作指标、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满意度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劳动力市场发育和转型促成的非正规就业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值得进一步关注。     

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 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

促进农民增收是我国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民就业；现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贡献越来越大的现实，说明转移就业是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但目前我国农民转移就业面临着农民素质低，乡镇企业、农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低，社会管理缺位、组织化程度低等诸多困难。为此，下一步雅动农民转移就业，不仅要加强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就业培训，搞好农民转移就业的管理和服务；同时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条件及路径依赖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是关系我国三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重中之重。城乡之间巨大的收入落差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保障，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将为劳动力转移及工农业协调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促进城乡一体化与减贫的就业政策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 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城乡差距巨大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贫困人口数量仍然超过1亿人。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必须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推动农民减贫。为此,需要建立城乡就业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制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措施,不断开发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岗位,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实现城乡人才的最优化配置,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生活能力,加强农村劳动力就业权益保护,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非正规就业：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

今天，由于解决劳动力出路的需要，非正规就业在对策层面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是不够的。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一定要倚重于理论创新。“合法性质疑”，此乃关乎非正规就业命运核心问题，只有澄清它，非正规就业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承认。为此，我们必须在经济的白与黑之间，区分出第三种经济。其中，紫色经济虽代表着非正规就业被称为隐性就业的那部分，但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在第三种经济中以劳动方式取得收入与在黑色经济中以非道德方式取得收入是有本质区别的，这就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及化解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势非常严峻。许多因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已构成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瓶颈”因素;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作出贡献的乡镇企业增速下滑;户籍屏蔽现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非正规就业的劳动保障、社会保障问题也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加之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数量很大,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一定的难度。通过分析受阻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对策。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农村人力资本转移与农村劳动力数量转移不均衡,就会使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就意味着为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既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要注意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活动的消极影响。     

浅析次贷危机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地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民_的收入,也影响到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本文主要从次贷危机爆发的成因入手,分析次贷危机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速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若干对策,以此化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调研问卷为基础,从农户行为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兵地不同体制、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就业环境对新疆农户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特征中,16岁以上劳动力数量、家庭在校子女数、家庭实际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占比对农户影响显著;个人特征中,受教育年限对农户非农就业有正向影响;不同体制下,地方农户相比兵团职工非农就业意愿更高;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仅“是否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就业环境因素中,距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对农户具有负向影响。文章最后提出了应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培训农户职业技能,减少兵团对职工外出务工的约束,增强金融机构在农户自主创业过程中的资金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建议。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正反“拉力”与“推力”研究——对宽甸满族自治县“入户调查”资料的分析与思考

通过对宽甸满族自治县的入户调查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从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正反两个方向的四种动力：城市不仅存在吸引农民入城务工的＂拉力＂,也存在将外来务工者推回农村的＂推力＂;而农村不仅存在将剩余劳动力推往城市的＂推力＂,也存在将外出务工者拽回来的＂拉力＂。正是在正反＂拉力＂与＂推力＂的综合作用下,部分农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或＂离—返交替＂的半农半工模式。因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拉住＂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和逐步有序转移。     

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构建加工装配、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实证研究了加工贸易及其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加工贸易活动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市部门,这些外出打工者又将在加工企业的打工报酬汇回农村老家,提高了农村的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以户籍人口来计算人均收入的话,在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和加工贸易增值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活动引起的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加工贸易活动将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金融海啸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金融海啸导致农民进城务工机会减少,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潜力,让农民就近就地实现就业;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增加农民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扩大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新空间;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改革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农产品进行价格宏观调控;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原因再探--兼论农地产权残缺对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影响

马克思没有直接论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时,就会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就中国国情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深层诱因是农地要素的高度稀缺和非农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增长缓慢.造成农地要素相对稀缺的原因除了人多地少的现实原因外,还包括由农地产权残缺导致农地流转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农地大量撂荒的制度原因.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民增收和解决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转移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也是城乡间最终实现均衡发展的重要渠道.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水平、收入结构、收入差距等方面.     

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分析——“民工荒”现象的又一种解释

近年来屡屡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由于低工资率下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存在而导致的。随着工资率的上涨,低收入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从而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民工荒＂现象的微观主体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主体。中国目前仍处于＂刘易斯拐点＂前期,可以预计,农民工收入将步入快速增长期,从而给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技术进步——基于拉－费模型的理论机制与西部地区八个样本村的微观证据

借助于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本文分析了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和长短期影响。本文认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通过资金、劳动间的替代效应,引起渐进累积的资本偏向型技术创新,在短期增加农业产出,在长期形成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过程。运用西部地区八个样本村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估计结果较好地反映了这一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