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影响因素视角下的中国城乡社会救助——基于１９９１—２００９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ＣＨＮＳ数据，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分析影响城市、农村贫困的因素，进而提高社会救助针对性。研究发现：城市、农村贫困均具有不流动性，在城市一旦陷入贫困则比农村更难脱贫；家庭人口结构对贫困有影响，且城乡存在差异；健康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家庭工作状况影响贫困，农村非农收入降低贫困可能性；城市就业冲击对陷入赤贫有影响。因此，低保救助应关注持续贫困家庭，减弱贫困不流动性；人口结构应成为低保救助依据；社会救助中应考虑增加医疗救助；应增加城市贫困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为农村贫困家庭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应增加贫困家庭教育补贴，降低城市儿童看护成本。     

贫困影响因素视角下的中国城乡社会救助

利用 ＣＨＮＳ数据，采用 Ｌｏｇｉ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分析影响城市、农村贫困的因素，进而提高社会救助针对性。研究发现：城市、农村贫困均具有不流动性，在城市一旦陷入贫困则比农村更难脱贫；家庭人口结构对贫困有影响，且城乡存在差异；健康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家庭工作状况影响贫困，农村非农收入降低贫困可能性；城市就业冲击对陷入赤贫有影响。因此，低保救助应关注持续贫困家庭，减弱贫困不流动性；人口结构应成为低保救助依据；社会救助中应考虑增加医疗救助；应增加城市贫困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为农村贫困家庭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应增加贫困家庭教育补贴，降低城市儿童看护成本。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家庭金融脆弱性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设计的经验证据

家庭既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也是金融决策行为的决策主体。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直接影响家庭当期的经济活动,同时又会影响到未来家庭的整体福利。本文利用2014年CFPS微观数据,对家庭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对消费福利的影响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健康状况会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贫困分布;个人受教育水平、家庭的人口规模、是否有房贷支出、保费支出比重、社交资源则与家庭贫困分布显著负相关,其中越贫困的家庭社交资源、人口规模、保费支出占比的影响越大。     

贫困影响因素视角下的中国城乡社会救助——基于199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CHNS数据,采用Logit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分别分析影响城市、农村贫困的因素,进而提高社会救助针对性。研究发现:城市、农村贫困均具有不流动性,在城市一旦陷入贫困则比农村更难脱贫;家庭人口结构对贫困有影响,且城乡存在差异;健康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城市家庭工作状况影响贫困,农村非农收入降低贫困可能性;城市就业冲击对陷入赤贫有影响。因此,低保救助应关注持续贫困家庭,减弱贫困不流动性;人口结构应成为低保救助依据;社会救助中应考虑增加医疗救助;应增加城市贫困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为农村贫困家庭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应增加贫困家庭教育补贴,降低城市儿童看护成本。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新发展阶段居民家庭碳排放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发展阶段下“双碳”目标的提出，使得人们对碳排放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而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生活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也是全社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基于兰州市60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核算样本居民家庭消费碳排放量，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探究影响兰州市居民家庭碳排放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从居民家庭碳排放特征来看，家庭生活用电和私家车是主要碳排放源，且家庭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与其他地区碳排放特征的对比结果表明，兰州市与西北地区碳排放特征基本保持一致，与中、东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从居民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来看，家庭生活质量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此外，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异质性。     

什么引致了农村居民贫困风险——来自贫困脆弱性测度和分解的证据

对贫困风险成因的分析有助于更具前瞻性地推进精准扶贫。采用CLDS数据测度了表征贫困风险的贫困脆弱性，采用基于R²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分析了引致因素及贡献度，并运用Order Probit模型考察了贫困脆弱的转换动因。研究发现，个体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本、从事非农工作、迁移，以及家庭获得融资都有助于降低贫困脆弱性，但父辈劣势的代际传递会提升贫困脆弱性；个体在教育、非农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差异对贫困脆弱性贡献最大；有9%和24%的个体分别经历过持续性脆弱和暂时性脆弱，健康冲击是导致转换到（或持续陷入）贫困脆弱的重要原因。因此，系统性的扶贫策略需要在当前促进贫困群体的非农就业，并持续通过教育和健康扶贫来阻断贫困陷阱。     

江西省相对资源承载力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思路与计算方法,分别以全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作为参照区,计算1993-2002年江西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和综合承载力及其变化过程。研究表明无论是与全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西部不发达地区相比江西省的综合承载力都处于超载状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控制人口增长是实现江西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东部12省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进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对东部沿海地区如何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出了相应策略。以期为我国各地区的吸引外资工作提供一些借鉴。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贫困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是研究中国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农村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健康、思想观念和迁移能力等人力资本存量对其家庭贫困有着重要的影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州地区高校为例

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选择福州地区四所高校的贫困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通过对贫困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在实证的基础上,分析社会因素如家庭、高校、政府、社会环境以及个体因素如性别、学习情况、社会工作经历、贫困类别对其构建社会支持网的影响,并对未来走向进行展望。     

我国西部农村小城镇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及改革对策

制度设计影响着经济绩效的发挥。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影响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很多,其中,体制约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基于我国西部农村小城镇发展的需要,加快推进其体制改革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扩权强镇”和“强镇扩权”改革,西部农村小城镇的体制改革还相对缓慢和滞后,突出表现在财政、行政、规划、土地流转和投融资等方面。为此,我们一方面应该研究和借鉴东部发达地区在小城镇体制改革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同时,要结合西部地区小城镇自身特点,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改革之路。     

“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以1999-2008年中国省级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元线性回归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依赖越大,财政收支缺口也越大,而后者的扩大又刺激了地方政府不断出让土地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此外,这种正向影响关系存在时空差异,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更大,由此造成的财政收支差距也更大。最后,分析了实证结果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减少贫困了吗

在公共产品理论与熵权TOPSIS分析法的基础上，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五个方面14项指标，测算了2010—2014年我国各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4年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集聚现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贫困消减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农村老年贫困:一个分析框架及解释

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养老保障体系的发育不足以及自身资源汲取能力较弱使得农村老人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通过构建一个涵盖经济社会转型、社会福利分层、家庭结构变迁以及个体异质性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农村老年贫困分析框架,从多角度解析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成因。鉴于贫困发生的勾连性和互嵌性,对农村老年贫困的界定要设立涵盖经济、健康以及精神等多维度的标准。农村老年贫困的致因主要包括自身机能与健康状况的衰退、家庭养老的式微以及老年保障体系的缺失,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别与年龄差异等特征。据此认为,强化家庭养老保障的基础作用、提升农村养老保障供给水平、完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以及创新老年贫困救助方式,成为化解农村老年贫困的关键举措。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比较研究

通过建立GDP就业模型揭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内在关系。要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必须保持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提高GDP就业弹性。比较分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GDP就业弹性，发现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更依赖于资本和技术进步，其GDP就业弹性、GDP对就业的“指数效应”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同时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和进一步的资本深化，GDP就业弹性也在逐渐下降。东部发达地区GDP对就业的“乘数效应”比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说明了东部发达地区依然是吸收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地区，并提出增加就业的对策建议。     

基于钻石模型的西安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评价

文章以西安市电子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依据波特的钻石模型构建了IT 产业竞争力分析模型及其经济指标体系，进而对西安市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目前西安的电子信息产业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明显，应从构建西安IT 产业集群、引进人才、技术创新、扩大市场需求以及改进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着手来提高其产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