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行政处罚能否低于法定处罚幅度下限问题探析

税务机关能否低于法定处罚幅度下限实施处罚是税收执法过程中的争议焦点。通过四个方面对可以低于下限处罚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低于下限处罚应注意的问题,包括根据情节确定“从轻”或“减轻”并确定相应的具体幅度,减轻处罚一般需具备的法定情节,减轻处罚不等于不罚以及减轻处罚的程序要求。     

浅析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

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制度是通过调解、真诚悔过、积极赔偿等方式,促进被害方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和谐结案。但是,在没有相关司法制度保证的前提下,被告人可能以不赔偿来要挟被害方,要求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否则不赔。为了在实现该制度功利目的的同时不损害司法公正,应该建立对被告财产进行保全和有效追索的机制、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机制以及明确判前赔偿从轻、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     

绑架罪若干问题探析

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该罪的构成要件及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不尽一致,影响到刑法"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贯彻。本文拟对绑架罪进行具体探讨。     

论犯罪情节与量刑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关于量刑情节适用的论述，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量刑情节规定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的角度，就完善我国量刑情节的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犯罪情节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以外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反社会属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的事实总和。犯罪情节虽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但它对量刑幅度、刑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公正的量刑幅度的取舍，恰当的刑种选择，离不开对犯罪情节的全面正确把握。探讨犯罪情节与量刑的有关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法制，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论最新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的意义

枟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枠对原来的贪污贿赂定罪量刑标准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枟刑法修正案(九)枠确立的框架体系下,进一步明确了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定罪量刑的标准,充分彰显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和依法从严原则.最新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囊括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疑难问题,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惩处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指引.     

高校图书馆处罚刍议

对高校读者在图书馆的违规行为如何进行处罚进行探讨，通过对高校读者是否进行处罚及其产生的问题加以分析，达到提高高校读者的道德素养水准及做文明读者的最终目的。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市场反应研究

文章以2008～2010年发生违规行为的A股上市公司和其配对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对两组样本在处罚公告日前后的收益率进行差异性检验,其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处罚公告日前后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违规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总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违规公司股票在公告日前后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分组样本研究结果表明,违规公司所在行业、处罚机构、处罚原因、处罚措施会对市场反应产生影响。针对不同处罚效果,文章给监管机构提出了可能的应对措施,并给投资者提出了投资建议。     

对酒后驾车法律适用的理性思考

导读: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滞后存在空白,关于酒后驾车犯罪的定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要么套用交通肇事罪,以致量刑过轻,不足以起到震摄作用;要么套用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罪,以致量刑过重,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公平.结合国外对酒后驾车行为的处罚经验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给出三点建议:一是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幅度;二是增补新的罪名;三是完善刑罚设置.     

违规公司接受处罚后的内控有效性改善研究

迄今为止,没有文献将上市公司违规处罚与内部控制改善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违法违规问题滋生的内因在于公司内控制度有效性的缺失。我们以2007至2009年的所有违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追踪三年考察其后续的内控有效性改善。研究发现,违规公司受到处罚后,面向报告目标与合规性目标的内控有效性水平有所改善,但改善不具有持续性;面向资产安全性、战略目标与经营目标的内控有效性水平在处罚前后无显著变化。研究结论表明,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处罚执行力有限,在处罚前后隐性的内控制度"土壤"没有变化,显性的内控制度"土壤"在处罚前后变化也不具有持续性。研究结论有助于细化落实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措施,支持加强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论观点。     

分权对地方政府食品违规处罚激励的影响

本文基于31个省级流通领域的食品案件数量及食品违规处罚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对食品监管及违规处罚的激励.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 人均GDP与前一期地方政府食品监督努力水平等影响因素的条件下,财政分权度与食品案件数量显著正相关,财政自主度与食品违规处罚金额也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在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地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罚款收入的偏好可能致使监管者并不是基于安全关注而提高对食品案件的监管力度,进而导致违规处罚的激励发生扭曲.应提高考核地方政府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安全监管效果方面的权重,加强对地方政府在食品违规处罚方面的监督,并确保处罚行为与标准的规范性及省际间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