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与服务创新——以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志愿服务为例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社区治理创新是城市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只有加强基层社区的民主建设,充分发挥社区自我管理的作用,才能使社区成为具有地域性的利益共同体和最有活力的城市细胞。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社区"六步议事"自治制度践行的结果再一次证明,城市社区只有实现公民自治与公共服务创新,城市的管理和治理才能落到实处,并体现社区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才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沪宁两地服务型社区治理经验的比较与启示

服务型社区治理强调社区治理的服务特征,是我国社会由"管治型"治理转向"服务型"治理在社区层面的微观反映,是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方向。上海市静安区和南京市建邺区同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服务型社区治理建设方面均取得很好成绩。本文旨在通过对两地治理案例的分析,比较沪宁两地在服务型社区治理实践经验上的异同,以期为服务型社区治理的建设提供积极的启示。     

新时代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纵深推进,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多元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促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重点、主攻方向和推进策略。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法治化、科学化的治理理念,创新党建引领下的治理工作;尊重和激发群众的首创精神,做好社会治理创新;创新党的基层群众工作,探索中国特色的善治模式。     

试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问题和路径选择

城市社区是21世纪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载体和基础单元,加强社区治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现阶段中国城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索和改进。本文立足我国社区治理现状的症结,并借鉴了西方社区治理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性地提出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以期有助于我国社区建设和发展,推动城市社区的善治。     

社会治理创新与信息化建设研究——以泰州市海陵区为例

近年来,泰州社区信息化在社区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社区治理模式有所创新,社区治理水平有所提升,城乡治理一体化也有所促进。但还存在社会治理信息化发展不平衡、社会治理信息利用率低、社会治理信息化环境不优等问题。必须提高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价值认知水平,强化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综合服务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机制,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信息化应用水平。     

治理理论视域中的社区自治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显，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中，必须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而要加强社区建设，必须进一步深化社区自治。社区自治是治理理念在社区领域的实践，达到治理的境域可以说是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二者在范围上相互衔接。在目标上指向一致。     

创新社区治理构架推动社区和谐共治--鲁矿社区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治理就是社会治理的“缩影”。随着莱芜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原来偏离市区较远、相对独立封闭的鲁矿社区逐步融入莱芜城市化、社会化治理体系。鲁矿社区传统粗放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维护社区广大居民利益、实现社区和谐稳定、激发社区组织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需要。本文围绕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鲁矿社区如何实现单一性的社区“管理”向多元化社区“治理”转变，对创新社区治理构架进行粗浅探索与思考。     

浅析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城市社区治理成效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在城市社区繁荣发展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影响社区建设的阻碍因素。为了有效地处理好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笔者提出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实然角色,以实现社区居民公共利益最大化、基层民主制度进程加快的目标。     

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为例

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形式,它对于实现民族和谐与共同繁荣,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成都市浆洗街民族社区的实地调查,针对浆洗街社区发展中参与式治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民族社区参与式治理的路径进行了研究,这既可以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其他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与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相比较,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呈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各类主体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政府角色定位出现问题,则不利于城市社区发展。因此,政府的功能及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基于治理理论,重构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角色,对提高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层治理视角下转型期城市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是我国重要的基层管理单位,是我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基层单元。社区公共财政作为社区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介入基层社会的重要工具,是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武汉市高度重视基层治理工作,将社区治理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的前沿阵地,社区治理模式探索走在全国前面。文章对2017年-2018年武汉市级财政支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情况进行分析,挖掘和剖析基层治理下财政投入的表象及微观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把握政府与社区之间“指导与服务、协作与监督”的关系,如何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制度实现对社区建设的有效承接,如何调动居民自觉投入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积极性,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建议。     

中国NGO参与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探究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为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提供了新的可能.随着公共事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必将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转型时期公共事务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政府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也必将以多元的模式承担起城市社区建设的责任.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证,在政府治理不足、市场缺位的背景下,充满诸多的矛盾和挑战,迫切要求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系、改善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工作是及时补位的重要载体,其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基本路径有: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参与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然而,我国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却面临着政策制度缺失、社会认知不足、自我增能乏力等方面的困境,需要加强政府政策引导,加快基层"互联网+"建设步伐,促进社会工作自我增能,进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试析城市社区物业管理中的业主维权运动及其治理——基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迅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在重塑城市物理空间布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社区的权力格局和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城市社区业主维权运动成为现阶段社会转型在社区层面的结构性产物,也是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良性发展亟需破解的突出问题.社会建构是缓解业主维权冲突的一种合作治理方式,通过不同治理主体在持续的交往与互动建构起冲突治理的可行方案.在社会力量相对薄弱的现时背景下,由社会建构衍生而来的社会设计模式在解决社区维权冲突问题时仍有其治理限度,需要经历一个政府从“为社区做”到“与社区做”再到“由社区做”的演进过程.物业管理中业主维权运动治理的社会建构离不开业主的有效参与,需要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以优化社区治理的主体重构,推动业主维权运动从私产维权走向社区自治的有效参与,进而推动城市社区物业管理走向自治.     

社区融合：城乡一体新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以嘉善县桃源新邨社区为例

城乡一体新社区是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中,政府为促进农村社区更好更快地转型而进行的一种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行动和制度创新。作为一种介于传统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之间的一种新型社区形态,因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面临着诸多问题。嘉善县桃源新邨社区作为目前嘉兴市规划建设最大的城乡一体新社区,其多维融合的治理模式,为其它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主体间冲突与协调研究

我国社会城市社区的主体结构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加入所实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式各样的活动出现在城市社区之中。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期和经济转型的攻坚期,在这个历史阶段,在城市社区的治理过程之中,比以往更加容易出现冲突性事件和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本文将从人民群众的视角入场,阐释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主体间冲突产生的原因,根据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原则,探讨如何有效地去解决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主体间冲突问题。     

武汉城市治理与社会组织的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作用。城市治理是个综合性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还存在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本文研究发现,武汉城市治理存在着诸如多元主体协同水平低、官员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发展不完善等问题。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背景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武汉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城市治理结构和社会组织法制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承担更多的治理责任,从而达到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体三者相互协调的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城市社区自治：实践困境、有效条件与突破路径

社区自治已然成为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向和关键趋势,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行政力量的干预、自治的多重成本、社会资本的缺失、集体行动的难题和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等困境造成社区自治难以真正实现。所以,应当从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参与主体、健全法律制度、培养自治文化、加强自治队伍建设等路径推进城市社区向自治方向发展。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参与

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过程。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的的基层组织,在危机治理中具有信息、资源和灵活性等优势,然而,应急组织保障不力和社区自治建设的薄弱限制了社区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效能最大化。因此,应该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适时加强社区危机治理的组织建设,培育良好的社区应急文化等。     

当代城市社会治理的世界理念与善治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改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从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走向新型的城市社会治理,推进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而建立在当代治理理念基础上的城市社会治理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