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乡镇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交通、教育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路密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表现出门槛特征和非对称性;受教育程度与公路密度的交叉项对农村居民收入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但在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作用大小有差异;劳动力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随公路密度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而变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在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上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转移和劳动配置优化创造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     

我国农村居民收支结构回归模型比较分析

在金融危机和新农村建设的大环境下,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收支结构对改善农民生活和国内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收入和支出的回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1)提高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增加农村居民纯收入作用很大;(2)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但尚不富裕;(3)农村交通、通讯基础设施较落后,成本较高;(4)农村教育、文化生活和医疗较为落后;(5)农村居民储蓄习惯较强。     

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构成及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构成和影响因素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额度不断增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额度逐渐减少。本文以1990年到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对三者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劳动力转移、土地对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不同构成成分,具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并得到三个推论。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分析及财政对策构想

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的特征,除受收入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财政对策建议主要有:完善财政支农体系,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增强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通过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配合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80-2008年数据的ECM模型分析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80-2008年度的数据对湖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纯收入不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提出了缩小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农村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北京市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的两个构成要素分别为:一是收入水平要素,包括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二是收入分配制度要素,包括农村的社保制度、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各种税费负担。其中收入水平对收入满意度作用最大。进一步方差分析发现,地区、年龄、学历、行业、收入水平特征在收入满意度构成要素上呈现显著差异。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06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户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导致农村储蓄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陕西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人的统计分析及预测

根据陕西省1993-2008年的实际数据,建立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回归模型,检验了模型的合理性,并应用该模型预测了2010年陕西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趋势.最后提出了增收建议: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财产数量,改变农民的投资理财观念,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健全土地征用及房屋租赁等制度.     

云南省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探析

依据云南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收入不同部分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同时对非收入因素的影响进行分析，对云南农村消费市场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基于EViews软件对内蒙古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间关系的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基于内蒙古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二者间的长期均衡稳定关系,提出在内蒙古农村地区,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才能够真正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刺激消费的政策则是不可行的。     

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