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企业成本加成率呈"倒U型"关系,且拐点出现在基尼系数0.363处;当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尼系数处于"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即收入差距显著抑制了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且此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低技术行业以及中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创新是收入差距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中介渠道。由此得出结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推动中国整体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企业加成率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加深，贸易自由化形成的竞争效应与资源在不同生产率企业间优化配置，促使一国出口企业总体加成率水平得以提升，但与已有研究 "低加成陷阱"结论相悖。本文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视角展开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融入全球价值链有效提高了加成率，但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且不同企业类型具有异质性。进一步分析机制检验发现，技术溢出和目的地市场效应可以改善加成率，但成本节约效应作用有限且随嵌入程度加深会产生负向影响。     

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分工的全球化使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可以来自国内也可以来自国外。在国内技术进步快于国外技术进步的情形下,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之间存在正反馈机制：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质量提升效应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从而驱使出口企业使用更多的国内中间产品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用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中间产品的内嵌技术水平,基于投入产出思想设计产业链内嵌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2000—2014年）,出口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对中等技术行业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依次减小,对混合贸易企业、沿海地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国内中间产品内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率的提高,进而带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不但本行业的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其他行业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加快产业链内嵌国内技术进步为突破口推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升,以企业间的融通创新为纽带促进全产业链的整体技术升级,以自主创新为重点提高技术进步质量和速度,进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盈利能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将创新函数引入一般均衡方程，构建加成率、生产成本、市场规模、竞争参数、创新投资为一体的模型，由此得出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冲击企业加成率的理论命题。而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出口需求变动导致的竞争增加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存在负向效应，而企业的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能弱化这一负向冲击，但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能有效削弱竞争带来的负向冲击，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否通过创新活动最终完全削弱竞争的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从要素密集度、地区、贸易方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和一般贸易类型的企业，其各自的加成率受需求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小，受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较大。     

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际市场势力的影响研究

文章将创新函数引入一般均衡方程,构建加成率、生产成本、市场规模、竞争参数、创新投资为一体的模型,由此得出出口需求变动、创新活动冲击企业加成率的理论命题。而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出口需求变动导致的竞争增加对企业加成率的提高存在负向效应,而企业的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动在较大程度上能弱化这一负向冲击,但初始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并不能有效削弱竞争带来的负向冲击,初始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否通过创新活动最终完全削弱竞争的负效应则具有不确定性;从要素密集度、地区、贸易方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和一般贸易类型的企业,其各自的加成率受需求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小,受创新活动的正向影响较大。     

企业绿色化转型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

结合中国当前面临的绿色化转型需求和价值链升级难题,基于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化转型对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为表征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该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优化绿色出口结构和提高成本加成三个渠道提高了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绿色化转型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在不同企业类型、不同贸易方式和不同地区之间均存在异质性。     

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呈下降趋势.从市场结构视角,借助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规模、行业市场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企业相对规模扩大会提升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进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其次,市场集中度越高,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再次,通过比较中国大企业的应有规模和实际规模,发现差别化政策的存在致使部分大企业的实际规模大于其应有规模,出现资源误置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无谓损失;最后,基于Shapley方法分解的结果显示,企业相对规模与行业市场集中度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其贡献度仅次于利润率和有偏技术进步因素,且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研究结论为理解市场结构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理论证据,也将有助于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供政策启示.     

最低工资、融资约束与企业成本加成——兼论最低工资的资源配置效应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考察了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制度会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降低成本加成，企业研发和进口中间品质量是最低工资引致的融资约束抑制企业成本加成的重要途径；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工资的融资约束作用更大；最低工资制度还通过促进低效率企业退出、新企业进入提高了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本研究从理论上拓展了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的新路径，同时为提高制造业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启示。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法研究了2001-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并对其子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对那些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9%,相对比较低,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引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生产率也比较高,而高度垄断以及开放度低的行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生产率就比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7%、0.4%.股权集中度、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年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工业企业增加值率，跨国公司进入密度越高，企业增加值率越高，其中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明显高于港澳台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进入对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比对非出口企业、市场化程度低地区企业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更大，非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密度对不同特征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从增加值率角度看我国出口企业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和发挥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技术壁垒、创新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动态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PSM-DID法考察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壁垒的实施短期内造成受限企业生产率下降，但在长期会倒逼生产率上升，总体呈现“先抑后扬”的动态特征。原因在于，遭受技术壁垒初期，企业生产率因盈利状况和融资能力恶化而降低，而后在创新激励作用下逐渐提高，且在本文考察范围内，创新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使得总体影响为正。进一步分析发现，若受限企业为非高新技术企业、受限产品为企业非核心产品，则技术壁垒对企业生产率的倒逼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出口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

本文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研究了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并探讨不同类型的出口企业获取生产率溢出的对比情况。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各年度的出口均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不仅对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且能够显著改变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变动轨迹。其中,企业第一年初始出口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最大,之后呈逐年降低态势。在此基础上的分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初始出口企业和持续出口企业的出口均能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而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则会导致生产率下降;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均能通过出口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其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外资企业。     

中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

运用2005—2008年中国14个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违背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并且存在“生产率悖论”;出口中学效应也不显著。虽然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出口规模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影响出口规模的变量后,生产率与出口规模则呈现负相关;在控制其他影响生产率的变量后,出口规模与生产率同样也会呈现负相关。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加工贸易等现实条件与经典理论假设的背离;而中国企业出口中学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其自我选择效应的不显著和规模报酬递减。     

中国城市供水的成本定价困境与管制研究

中国现行的城市供水定价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将刺激供水企业产生两种＂A-J＂效应,而其也没有考虑到供水的质量和外部效应等,从而产生城市供水的成本定价困境。将城市供水分为制水、供水和水处理等三个环节,通过改变折旧提取方法,使得供水的成本与消费者的利益相一致,然后利用成本加成定价法重新修正供水价格,以实现对水价的综合管制,以期能够解决成本定价的困境。     

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区际转移:理论与实证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出口有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迹象。建立一个国内两地区模型对制造业出口的区际转移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地区间生产率的相对变化是其根本原因,而要素价格的差异并非原因。用2013—2016年分省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的相对生产率对该地区的出口份额影响显著;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并不影响出口份额,但是较高的房价对出口份额有负面影响。各地应重视促进生产率的发展,对房价的不合理因素进行调控,而不必过于注重劳动力成本。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1996—2007年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引用交易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技术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分析了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这种影响的内部机理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服务外包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比较小;服务外包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制造成本的中介效应却是负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较小或是不显著。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8个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从制造业总体回归来看,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出口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进出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为正,其中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的影响显著。行业分组回归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