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的引进使中国形成了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二元"出口主体结构。外资企业不仅以其自身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整体出口,而且以其相关经济活动间接影响了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文章利用2001-2009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但对不同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FDI对高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低创新能力内资企业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对东道国的整体出口竞争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和声誉、出口商品结构以及生产规模等对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0年33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内资企业整体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但表现出一定的行业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不利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出口企业是否存在工资溢价——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企业出口对员工工资的影响。采用OLS回归,加入选择性偏误项,以控制企业出口行为的"自我选择"效应。通过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存在明显的出口"工资溢价"效应,且出口"工资溢价"更多地体现在低出口密集度企业。运用Blinder-Oaxaca方法对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部分占比,内陆省份企业高于沿海省份企业,外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这表明内陆省份企业出口"工资溢价"高于沿海省份企业,外资企业出口"工资溢价"高于内资企业,企业出口"工资溢价"效应具有异质性。因此,政府要根据企业异质性提出相应的政策,出口企业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企业效率,提升员工的工资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引进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基于协整理论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重点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是内资企业出口增加的单向格兰杰原因,结论支持了投资和贸易存在互补效应的观点;从动态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内外资企业主要通过出口示范效应对内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而在长期,外资规模的影响最为显著。     

出口、利用外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运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计算机制造全行业,以及各个子行业企业的出口、利用外资的状况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全行业,利用外资以及利用外资的来源地对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起着首要作用,企业是否出口起次要作用。具体来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排序为：出口的外资（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不出口的外资（不包括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港澳台投资企业＞出口的内资企业＞不出口的内资企业。在各个子行业中,则发现了和全行业不同的情况。     

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的协整检验

本文利用福建省1988～2008年度的经济数据,根据平稳性检验,协整理论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福建省外资企业的出口和内资企业的出口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出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并且有唯一的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从而说明了在福建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对福建省内资企业的间接＂溢出效应＂来推动其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货币政策、企业出口与杠杆增长差异

以2003-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而且对出口企业杠杆增长产生更大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涉足国内外多个市场,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以及更广阔的融资市场来源,从而实现更大的杠杆增长.这一效应在出口收入更高、更加依赖长期债务融资、信贷收紧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显著.面对美国2020年"量化宽松",一方面银行部门需警惕国内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出现新一轮杠杆增长和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出口企业贸易结构转变增加出口企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能力.     

汇率变动、融资能力与中国企业出口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出口企业层面的数据,实证检验汇率变动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融资能力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融资能力是影响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承受能力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企业类型及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融资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进一步基于倾向评分匹配的倍差法分析可知,企业上市行为在其承受汇率变动时起到的作用相比传统融资而言较弱。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纺织业出口了吗

对1999～2005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出口,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企业的平均规模有关,企业平均规模越小,促进作用就越大;台港澳外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与整体外资的影响类似,但台港澳外资对出口的影响略大于其他来源地的外资。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直接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甚至是负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初级产品出口主导型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主导型;由资源密集型出口商品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出口结构逐级转变;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主导出口贸易方式;外资企业取代内资企业成为出口主体;发达国家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市场。     

利用外资与“入世”以来江苏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在综述有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出口增长速度、出口结构、出口价格、出口集中度、出口品牌等方面分析"入世"以来江苏出口竞争力的情况,其次从外资对出口总额及外贸顺差、外资对优化出口结构和提高出口集中度、外商投资的地域性和行业性决定了江苏出口的地域性和行业性等方面分析外资的作用,得出结论:外资主导了"入世"以来江苏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最后提出建议:既要大力吸引外资,以保持目前的出口竞争优势,更要加大力度培养内资,使之能逐步替代外资,支撑起江苏出口未来的竞争优势。     

出口、创新影响民营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证分析——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循环结构联立方程模型,探究融资约束视角下出口和创新对民营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出口和创新是提高其自生能力的直接有效途径,出口和创新与企业自生能力间存在显著的自我加强效应;融资约束缓解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企业自生能力提升,但通过出口和创新路径间接地促进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融资约束缓解与出口和创新间也存在自我加强效应。由于企业自生能力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且四倍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因此,提升民营企业自生能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在制度上保证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     

企业内部治理、外部优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基于异质性理论的微观数据考察

本文基于异质性理论,提出了企业出口竞争的内外部优势来源,利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样本通过OLS和Tobit给出样本期（2004～2009）出口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因素估计;研究发现除了生产率（TFP）,以债务率和运营成本体现的企业治理绩效成为影响企业出口能力的显著因素;传统的区位优势和新型的服务性要素（金融中介）优势共同成为出口企业比较优势的来源,出口企业对税收政策较为敏感。     

出口如何影响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系统地评估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在出口后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2)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出口主要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产生积极影响;(3)因企业出口密集度、企业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贸易方式以及出口目的国的不同,出口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企业出口行为对其风险承担能力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鼓励和促进有能力的企业从事出口活动、参与全球竞争,对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金融危机下出口企业财务风险问题研究

本文从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企业遭遇的财务风险谈起,提出了扩大内需、建立多元化市场结构、合理平衡赢利能力和财务安全度、培养国际性财务理人才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FDI技术溢出、自主研发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创新有重要推动作用,FDI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较大区别。采用2005—201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和自主研发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不显著;政府研发支出和企业研发支出对内资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的影响都不显著,研发资本支出的利用效率较低。提高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利用效率和研发人员素质有利于增强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以制度质量为视角,构建产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决策影响的理论机制。同时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针对理论机制的三个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方法以及Heckman选择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促进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业集聚通过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通过对不同行业类型、不同窗口期样本以及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的计量检验发现,三种研究假说依然稳健。同时,对知识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的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讨论,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通过制度质量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重要影响。在对渠道进一步识别时发现,金融制度通过融资成本影响企业出口决策,教育制度通过企业的创新活动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因此,产业集聚通过金融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微观渠道是企业融资成本与企业创新活动。     

地区行政垄断与我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

本文选取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考察了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我们发现:我国的外资企业的出口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即外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显著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恰好相反。而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则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预测。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地方行政垄断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角度,对这一悖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外资企业的诸多限制及政策引导,扭曲了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形成"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

国际产业转移和我国的选择性贸易政策促成了我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以中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以传统产品一般贸易为主的本土企业并存。二元结构导致了出口部门对外生技术转移的高度依赖，本土企业的吸收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明显不足。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进一步加快，我国应培育本土企业真正的技术创新能力，改善二元结构，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中国企业出口动态:事实与解释

出口市场给企业提供了一个扩张的重要渠道。本文从企业—目的市场的角度,利用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从微观结构层面上探究中国出口企业的动态变化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发现以两年为期,连续出口的企业贡献占出口增长的大部分,但如果在长期内考察各类企业的累积效应,净进入企业的贡献更大。进入退出并不是企业动态的主要表现,只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容易进入或退出,出口企业大多维持自己的出口状态,其动态大多表现为出口规模和市场个数的变化。这些结论将为如何稳定和改善企业出口并保持出口持续繁荣提供丰富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