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与现金持有量关系的经验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背景

以2006~2010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了行业因素、年度因素和相关财务变量的基础上,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对大股东行为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30%"点与现金持有量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融资约束企业这种关系更加显著,而在非融资约束企业则不明显;融资约束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时会增加现金持有量,非融资约束企业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大股东占资与股权结构、公司绩效--基于其他应收款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2003—2011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两方面检验大股东占资的成因和经济后果，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时，大股东占资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激励效应，降低了攫取效应，显著降低了占资程度。此外，企业大股东占资程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依据。     

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与代理成本

通过分析产权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权性质对于代理成本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代理成本显著较低。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结论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无论使用营业管理费用率还是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代理成本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仅在以资产周转率为代理变量时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分析--基于随机前沿技术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对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状况进行了考察,并且就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及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技术效率水平整体上不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技术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提升。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现状与公司治理效率关系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基本上掌握在第一大股东手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指标Herfindal指数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Tobin’Q值呈现出显著的正U型曲线关系,其分别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53.38%、Herfindal指数为0.343时,Tobin’Q值达到最低。多数样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38%,股权集中度小于0.343。这说明,目前就整体而言,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差强人意。另外,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比非国有性质的第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表现更差,亦即更无效。     

管理防御与公司现金持有价值

本文以2004～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从管理防御角度,考察了经营者管理防御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防御程度与现金持有价值负相关,其程度在国有企业强于民营企业。为了抑制管理防御行为对现金持有价值的不利影响,本文进一步从管理防御的激励约束机制视角,研究了经营者持股和大股东治理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通过分组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经营者的高持股激励和大股东的高持股控制均能够有效减轻管理防御的代理问题,从而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管理防御及其激励约束机制与现金持有价值研究领域的内容,而且对相关监管部门也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高层管理人员变更：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80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第一大股东持股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绩效较好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较分散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对更换高管人员具有消极作用,在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的区间,第一大股东持股则具有积极的监督约束管理者功能;在不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区间,均不能验证第一大股东持股对经营不善公司管理层更换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同时验证了股权制衡的监督制衡作用,其他大股东的持股与更换管理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国有性质与高管变更未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兼任与高管变更负相关,独立董事制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不能发挥其正面监督作用.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大股东控制、产权安排与公司盈余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04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修正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与盈余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呈倒U型关系,即大股东持股分散和集中都会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此外,在大股东兼任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较高、大股东兼任上市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以及大股东股权为非国有的公司,盈余质量较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按股权性质进行分类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大股东为国有股的公司而言,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关系

本文通过代理理论的角度,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实证分析方法,考察了2002～2004年间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权制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主要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现金股利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第二大股东在对待现金股利的态度上,具有两面性;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度的提高,可以制约第一大股东的“利益输送”效应。     

我国创业板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研究

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很大,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主板市场上市公司的不同。因此,选取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2012年底前上市的355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最小二乘法以股权集中度来对公司价值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负相关,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正相关,高管持股和公司价值呈负相关。     

信息披露质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

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所持有的股票能够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转让,A股市场进入全流通时代,大股东减持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选取了2008-2011年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发生减持事件的A股公司作为样本,对信息披露质量、盈余管理与大股东减持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经验数据表明大股东减持前上市公司会进行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而且信息披露越低,大股东减持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监管机构应该重点关注上市公司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完善信息披露考评体系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大股东控制对现金持有影响的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

从现金持有理论和股东控制权理论出发,以2002～2006年沪深两市5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股东控制权进行可靠的度量,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及其约束机制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控制并不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的直接原因,大股东控制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反而会持有较少的现金;股东之间的制约能够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量。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     

股东资格的认定——以有限责任公司为考察视角

股东资格的认定是解决各类股东纠纷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介绍股东资格的相关基础理论入手,重点探讨了股东资格概念的含义,并介绍了初始状态和变动状态两种资格取得的方式。资格的认定离不开证据的认定,重点论述了不同的证据在资格认定中的意义和作用。在初始状态下,应当区分内外部关系来构建资格认定的规则,同时针对隐名股东、瑕疵出资股东等特殊情形构建资格认定的特殊规则;在变动状态下,受让人股东资格的取得需要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认可,同时还需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终极控制股东与治理效率的制度分析

终极股东控制的广泛存在往往扭曲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小股东利益更容易受到终极股东的侵害。从所有权结构的视角,对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通过对终极控制股东的形成和实现机制的研究,运用多重控制链模型解释了控股股东分离所有权和现金流权的方式,并且通过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存在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下,无论股权的集中度如何,都存在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治理效率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

以2006年—2011年983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司存在最优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公司存在最优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     

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效应实证研究——基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视角

评价股权结构治理效应的优劣,不能仅关注公司业绩水平的高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稳定性等风险指标同样重要,而且股权制衡和股权制衡度对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制衡、股权制衡度能够降低上市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波动程度;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东时,股权制衡度降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波动的效果更加明显。